到2020年，煤制氣將占到國產天然氣的12.5%，這是否意味著我國已經開始全面推動煤制氣產業發展?南開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馮銀廠教授對此持否定態度，認為煤制氣產業還在試點階段。以目前的技術，煤制氣對水資源的需求量非常大，已經成為制約煤制氣發展的瓶頸，大規模推廣煤制氣產業應該謹慎。

我國煤炭資源豐富的地區主要集中在西部，都是缺水的地區。馮銀廠教授說，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計算，山西、內蒙古、新疆、陜西這4個省(區)的煤炭儲量占全國的68.36%，但是水資源總量僅占全國的6.46%。

有研究顯示，如果每年有40億立方米的氣體從內蒙古的工廠輸送到北京，那么，生產這些煤制天然氣將消耗320億升淡水，足以滿足100萬內蒙古當地居民全年的生活用水需求。煤制氣產業面臨一個顯而易見的尷尬，就是和其他工業、農業生產搶水。

除了對水資源需求量大，在煤制氣的過程中，還會污染環境。國內目前上馬的煤制氣項目大多采用碎煤固定床加壓氣化的技術，其優勢是生產成本較低，但劣勢是大量含酚廢水難以處理。

煤制氣生產過程還伴隨著有毒的硫化氫和汞的排放，如不能進行有效處理，將對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明顯的影響。

我國煤制氣產業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而西部是我國幾大水系的上游，煤制氣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染尤其是水污染，將對下游用水產生潛在的威脅。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對產生的污染進行有效治理，這當然會增加企業的生成成本，同時要有有效的監管。但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較晚，環境容量相對較大，相應的環境管理水平較低，對環境問題的認識水平相對不足，無形中增大了環境風險。如果西部地區大規模建設環境影響較大的項目，這對當地的生態環境將是很大的挑戰。

以現在的發展速度，能源消耗總量不可能大幅減少。我國是個缺氣少油的國家，我們的能源結構決定了煤炭仍將長期成為我們的主要能源。煤制氣畢竟存在很多問題，目前還不宜大規模推開。因此，目前急需做的不是煤制氣，而是調整煤炭的消費結構。

煤炭消費結構存在很大問題，煤電行業耗煤量比例過低，發電燃煤占49%，其他工業燃煤占46%，民用燃煤占5%。發電行業煤炭消耗量占煤炭總消耗量的比例遠低于發達國家，美國發電燃煤占到94%，歐盟占到81%。

煤用于發電的比例越低，污染越嚴重。我國《2011年能源統計年鑒》顯示，生活消費燃燒每萬噸煤炭約排放350噸的SO2，而電力行業每萬噸煤排放的SO2約為56噸。也就是說，燃燒同樣量的煤炭，生活消費的SO2排放量要遠遠高于電力行業的排放量，生活燃煤SO2排放約為電力燃煤排放的6.25倍。生活煤炭消費排放對地面SO2環境濃度的貢獻約為電力行業排放貢獻率的3倍。

非電力行業燃煤用戶在我國量大面廣，尤其是民用燃煤設施數量極其龐大，這么多小的燃煤用戶不能集中治理，同時很難有有效的、能夠穩定連續運行的除污設施進行治理，導致因燃煤造成的污染十分嚴重。重污染城市前10位的石家莊，煤用于發電的比例不足40%。可以說，燃煤結構不合理是燃煤污染加重的主要原因。

馮銀廠認為，在北京、上海等地燃煤電廠實行的煤改氣是戰略性錯誤。一些地方為了完成壓煤指標，盲目上馬煤改氣工程，最后又因天然氣匱乏造成新設備無法運行。不僅浪費了資金，而且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馮銀廠認為，天然氣利用也出現了方向性的錯誤。寶貴的天然氣資源沒有用在刀刃上。一方面，作為重要的清潔能源，天然氣使用的分配主要以中心城區為主，沒有很好地兼顧到周邊區域。以北京市為例，2012年北京市天然氣使用量已達到92億立方米，接近全國用量的1/5，但北京的空氣污染依然比較重。

這就像木桶效應，某一局部的環境空氣質量，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其所在區域的情況。可以設想，如果92億立方米天然氣有一部分用于北京周邊污染較重的燃煤設施的煤炭替代，實際的環境效益將會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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