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莞市人社局辦公樓的宣傳欄中，打造“技能人才之都”被放在了進門的顯眼位置。2020年，該市登記在冊的產業工人大約在500萬人左右，對于東莞龐大的制造業體量來說，這個數字剛剛夠用。

　　東莞究竟缺不缺工?從東莞市人社局到東莞市制造業企業的反饋看，不能說不缺，為工廠配備充足的產業工人隊伍，一直是東莞市政府相關部門這些年主抓的工作之一，企業則一直為招工而感到吃力。2021年，東莞擁有1046萬人口，蹊蹺的是，過去十年，東莞市的人口一直在增長，制造企業在不斷地精簡人員，但工廠里的人手仍然常常緊張。

　　東莞市人社局發現了當地產業工人的諸多變化，在這些年整體人力供應的緊平衡之外，技工比普工更加緊缺。企業的人甚至發現，產業工人中男女比例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他們去了哪兒?企業人士的觀察認為，基于父輩的努力，中國年輕一代的經濟條件已經大為改觀，他們不再接受上一代的工作模式，而電商的興起，又讓全社會業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其中的一個結果是分流了大量的年輕勞動力去向了非制造業。

　　徐福記營運總經理虞湛說，這些年，用工問題已經逐漸“從一個成本控制壓力變成一個保障供應壓力”，如果不是提早幾年投資自動化和進行人力的優化，這家老牌食品廠無法支撐自身的運營。未來，用工會成為很多制造企業越來越現實的挑戰。

　　但這或許既是被動也是主動的選擇。在東莞市產業經濟研究人士看來，“被動”是因為，中國制造業已經進入了新的時期，人力成本上升，機器換人勢不可擋，勞動密集型企業勢必無力生存下去，同時，上一代勞動者在退出歷史，第二代產業工人群體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群體特征。“主動”則是因為，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時代已然到來，技術正在重塑制造業，中國的工廠需要主動擁抱并經歷從一個周期到另一個周期的轉換。

　　虞湛認為，伴隨著時間的推移，產業工人隊伍即將完成代際的更迭，在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時代背景下，“產業工人”需要被重新定義。

　　一、招工之困

　　2021年7月20日下午3點，東莞市東坑鎮正崴精密科技園富港電子廠西門，兩名年輕的女工——來自正崴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富港電子廠組件事業部和光電事業部招工組的周敏和劉婉，分別守在大門外兩個相距十多米的招工報名崗亭，等候可能過來問詢的應聘者。

　　此時富港電子的門口很安靜，車輛和行人時而從門前路過，但在大約兩個小時的時間內周敏和劉婉沒有等到前來交談的應聘者。這一天，周敏在門口一共“蹲守”了7個人。

　　這天下午，30歲的技工周峰在東莞市東城街道獅長路1號的徐福記巧克力車間，看著一臺機器手在抓取巧克力——通過這臺機器抓手，流水線上的一塊塊巧克力被均速抓往下一個模塊進行包膜，同時X光機的檢測剔除了含有異物的不良品。徐福記這個車間在7月份剛剛投入十二臺機械手，一臺機械手可以代替兩個人的工作。

　　周峰負責巧克力車間自動化設備的不斷優化。十年前周峰從家鄉新疆來到東莞，從一名只會開熬糖機的普工成長為徐福記的一名資深技術人員。在徐福記另一間廠房的蛋糕生產線，周峰的同事——37歲的湖北人吳金愛負責操作蛋糕包裝機，九年間她的月薪從3000多元漲到了現在的5000多元。

　　周峰正在研究下一步如何用機械替代人工給巧克力包膜。十年間他見證了這家糖果公司的變化，在他的車間，每年不斷有一些崗位被新安裝的機器手替代，但這種持續的替換還沒有結束。在他來徐福記不久，這里曾擁有大約10000名員工，是徐福記史上用人最多的時候，如今這里不到3500人，用工高峰期則不超過4500人。

　　徐福記營運總經理虞湛講述，大約在四五年前，這家企業開始敏銳地察覺到，人力成為經營當中一件吃力的事，這不僅包括每年抬升的工資成本，也包括日益加劇的招工難度。虞湛認為，這些年用工問題已經逐漸“從一個成本控制壓力變成一個保障供應壓力”。這家企業從那時起開始主動作為，投入自動化，優化人力結構，試圖控制或者抵消用工問題帶來的負面影響。

　　富港的光電事業部現在有3500人，整個富港電子廠目前有不到7000人。這是東坑鎮開發最早的電子產業園之一，母公司正崴精密是一家典型的臺資代工企業，創始人郭臺強與富士康集團董事長郭臺銘為一母同胞的兄弟。

　　富港電子人力資源課長孟海江在富港園區食堂外面的走廊踱著步，地面因年久變得光滑，十年前這里每天下班人頭攢動、聲音鼎沸的場景在他的腦海再次浮現，富港電子建廠二十一年了，但這個場景好像就發生在昨天。“每天8小時，周一至周五可加班2小時，周六日計入加班，加上伙食補助、技能補貼、年資服務費、旺季津貼，每個月能拿到5000-6000元，另外入職再獎勵1200元。”劉婉在富港的招工崗亭說，“盡管如此，線下也招不到太多人。”

　　整個正崴精密東莞產業園現在是18000人。孟海江清楚記得，2011年11月，正崴精密在東莞的人員規模達到了歷史之最——大約55000人。彼時，正崴一年在東莞全年要招工12萬人。那時候訂單遍地開花，諾基亞，三星都是正崴的大客戶。如今，很多產線伴隨著下游產業的變化已經成為歷史，富港的主要客戶變成了蘋果、微軟以及國內的oppo、vivo等手機廠商。

　　孟海江認為，大約在2008年之前，電子廠的工人基本夠用。只要招人，就還是有人，但金融危機之后，招工難度開始逐漸加大，與此同時，工人中男女比例失衡日益明顯：十年前這個園區一共8棟宿舍樓(另有一部分租賃的宿舍位于園區外)，其中7棟是女生宿舍樓，現在園區里還有7棟宿舍樓，其中男生5棟，女生只有2棟。

　　“工人們的工作狀態似乎不比從前。從前工廠少，工人多，年輕人會主動自學考試，積極參加培訓自我提升，其中一些人最終做到了中層甚至是高層，但現在年輕人的學習自愿性要低得多，他們通常更愿意做非正式工，哪里單價高隨時就走。”孟海江說。

　　東莞市黃江鎮盛業路18號是安世半導體(中國)公司的工廠，副總裁兼總經理容詩宗清楚地記得，2005年之前，公司的招聘廣告一發出去，辦公樓門口會排起一公里長的隊伍，但這樣的場景這幾年在東莞幾乎所有的工廠已經不復存在。為應對擴產，安世的另一個廠房已經規劃，那是一個能夠更加適配自動化生產的新型智能工廠。

　　在安世的前級焊晶粒焊線車間，一個技工可以負責12臺機器的運轉。盡管如此，安世每年依然需要數量可觀的年輕工人，以操作這些全天候運轉的自動化設備。這家半導體企業希望招收30歲以內、有一定文化基礎的年輕人，因為工廠里各個流程的生產線基本都不再有倚賴手工的重復勞動，都是操作機器為主，這需要工人具備一定的學習和自我提升的能力。但基于如今年輕的技工招收難度較大，35-45歲的技工他們也會不得不考慮。“富港焦灼的招工工作是每年的頭等大事，主要的途徑是通過勞務公司派遣。”孟海江說，“盡管自動化已經取代了相當一部分人工，但電子組裝產線依然在很多環節保留了人工流水線的操作。就在剛剛過去的一周里，富港用兩天的時間招了2100人。”

　　2020年春節之后，富港電子原本搬到印度的六條產線意外地再次回到了東莞。“剛進入試生產就遇到新冠疫情，印度那邊陷入了停滯，遷延一年后，我們決定在第二年春節將產線全部遷回中國。”孟海江說。

　　和很多勞動密集型的代工企業類似，富港近幾年不得不謀劃著向東南亞的發展。2018年富港規劃了印度和緬甸的產能，2019年又規劃了越南的產線。東南亞更低的用工成本以及關稅方面的考慮讓富港決心外遷，但中國的產業配套能力、投資環境、工人的素養，又讓富港感到不舍。

　　迫于短期出貨的壓力，回歸的產線需要短時間內招收幾千名工人，富港給勞務公司開出了高于東莞乃至深圳地區的單價，深圳的勞務公司開始將人力資源帶到富港的東莞工廠。通過勞務公司的輸送，是富港過去幾年中最主要的用人渠道，但頻繁流動的勞力，也讓這家企業付出了很高的用工成本。

　　二、工人去了哪

　　東莞市人社局登記數據發現，東莞市過去幾年產業工人數量維持在500萬人左右，這個數字每年波動不大，只呈現微小幅度的下滑，產業工人供需整體維持緊平衡的狀態，但東莞市的人口總量每年都在上升。根據《東莞市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至2020年11月，該市常住總人口1046萬人，首次成為人口破千萬的城市。

　　統計的時間節點正趕上新冠疫情，對于外省人口占據大頭的東莞，很多人因疫情而返鄉，這使得統計數字遠小于疫情之前的常住人口規模。過去十年，東莞市的人口一直在增長，與此同時，工廠用工人數在減少，但多數工廠卻始終在為招人而隱隱地焦慮。

　　招工也是東莞人社局每年最大的任務之一。近年，人社局會與一些西部省市簽署勞務合作協議，并組織東莞企業幾天前往西部開展招工工作。

　　東莞市人社局認為，盡管號稱中國制造之都的東莞前在十幾年前就有季節性勞務緊張，但缺工如今已經出現顯著的結構性變化：相較于普工，東莞的工廠對技術工人的需求更顯得迫切。在東莞地區的就業市場，平均每1.5個相關崗位在等待著一名技術工人的上崗。同時，人社局發現，若干年前企業普遍需要的普工，花錢勞務派遣就能解決，但現在技術工人的短缺沒這么好解決。

　　東莞是一座以產業工人立足的城市，大幾百萬的制造業從業者塑造了這座城市的輝煌，東莞市政府對此一直保持高度的清醒，也很少有東莞這樣的城市，對產業工人表現出如此的重視。2019年12月，東莞市政府曾主辦了一場專為致敬東莞制造業工人的晚會，當晚東莞市核心城區也為致敬“莞邑工匠”而亮燈。

　　政府希望，通過人和產業的共同成長、良性互動，給這座城市帶來了長久的發展。大約從3年前開始，東莞市開啟了一項旨在打造“技能人才之都”的計劃。一些數字證明了市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人社局表示，三年來東莞市累計新增技能勞動者50.02萬人，累計達到112.22萬人，占比達到22.3%，對132萬人次進行了學歷技能素質培訓。

　　但人社局承認，擺在眼前的還有諸多難題：比如技術工人仍然不夠用，技能人才隊伍結構和產業升級方向存在不匹配，重視制造業技術工人的社會氛圍也遠遠不夠。

　　東莞的多數工廠管理者都發現，90后尤其是95后的中國年輕人真的不愛進廠了。“必須要面對一個事實，未來幾年，這會成為企業越來越大的挑戰。”徐福記營運總經理虞湛對于這一結論很肯定。

　　虞湛認為，基于上一代的努力，中國95后和00后一代的經濟條件已經大為改觀，他們不再接受夜班以及固定的工作制度，而電商的興起，已經讓全社會業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其中的一個結果是分流了大量的年輕勞動力去向了非制造業。

　　身在東莞多年的虞湛觀察到，整個勞動力市場的供給不再那么充裕，很多人不來珠三角了，例如長三角開始更多地“瓜分”日漸搶手的勞動力。虞湛認為，長三角的起步比珠三角稍晚，其發展也反映了整個中國產業布局的變化。“包括東莞在內的珠三角，最早以勞動密集型企業起步，比如服裝鞋履、食品、電子代工等，現在，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服裝和鞋履已經遷往東南亞。發力稍晚的長三角在政府引進的產業上，會偏重科技型以及機械制造這樣的企業，工人的待遇相較勞動密集型要稍好一些。與此同時，長三角的電商更加發達，與此相關的就業渠道豐富。”虞湛說。

　　虞湛認為，內陸省份在經歷了十余年的發展之后，后起的本地企業也為本地勞動力提供了一定的崗位，這使得大量欠發達地區的中、青年農民工寧愿接受低一檔的的工資水平而就近上班，轉而不再背井離鄉。

　　2020年，全國中等職業教育體系培育了484萬職業技能人才，過去若干年，這個數字每年都接近500萬，但安世半導體(中國)人力資源總監吳敏認為，這其中大部分人并沒有流向制造業。

　　吳敏認為，產業工人的高流動率依然是中國大部分工廠面臨的共通問題。安世的人員流動率在本行業內已經算相對較低，但盡管如此，新員工在三個月內的流動率依然能夠達到20-30%，一年計則達到50-60%。吳敏認為，這使得工人的技術不容易沉淀下來，對生產水平的提升是不利的事情。

　　東莞市人社局也認為，10年、20年前大量的產業工人是第一代農民工，他們吃苦耐勞愿意加班，產業在這一時期享受了勞動者的紅利，但現在進入社會的第二代產業工人，對工作環境的要求大為提高。同時，中國人才市場供給的結構性問題突出，每年大量高等教育學歷的年輕人存在就業難的問題，但同時多數人不愿意進入生產系統，制造業不是他們的優選項。

　　人社局負責人認為，人力資源結構的決定因素是產業結構，一個城市的產業結構和人力資源結構是相互作用的，人才結構又跟教育結構相關，但教育結構更多的是一種制度安排，現有的制度安排遠落后于市場的變化和產業的變化。從2008年開始，東莞的產業結構一直在轉型升級當中，東莞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力資源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結構性的短缺依然突出，人才與產業的適配度還是不夠。

　　三、從人到機器

　　安世半導體(中國)副總裁兼總經理容詩宗介紹，安世目前每年的自動化投入，大約三年能夠收回成本，但在更早之前，回報周期要長得多。人工的日益昂貴，讓自動化的投入變得愈加必要。

　　虎彩印藝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總監王斌認為，招工難表現在兩個極端：一個是累活沒人干，一個是復合型的技術活找不到人。

　　虎彩是一家在東莞地區頗具規模的老牌印刷企業，2012-2013年整個集團人數達到5000人，近年這一數字徘徊在在2300人上下，與此同時，用以支持自動化的IT部門，則從十年前不到20個人拓展到了現在接近200人。王斌說，印刷這樣的傳統行業生存壓力很大，原料價格近幾年居高不下，同行的業務做得越來越細化，競爭很是激烈，這種情況面臨下游客戶壓價，企業很難還價。

　　王斌所在的部門需要降低人工費用在總成本中的占比，同時企業的總營收保持增長，人均收入也保持增長，“說白了，就是三個人干五個人的活，拿四個人的工資。”王斌說。過去5年時間里，虎彩也通過不斷的自動化改造，簡省了大量的人力。

　　東莞制造業真的陷入人工成本的陷阱中不可自拔了嗎?在東莞市委黨校教授、東莞市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專家委員孫霄漢看來，回答或許是“未必”，以機器替代人力，這可能既是產業被動也是主動的選擇。

　　孫霄漢認為，缺工從某種角度看是一個“偽命題”，這一觀點認為，產業在走向高端，這個進程決定了企業用人會從人工的數量向質量需求轉變，期間必然伴隨著勞動力的減少。產業原來靠加班加點地干活賺取規模和利潤，在走向高端后人的付出會有所減少，但干活的技術含量會有所提高，工人擁有更多的休閑時間和更多的自由空間。

　　孫霄漢同時認為，企業對自動化和人的投入，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課題，不僅僅關系到眼下的成本平衡，更重要的是，企業要考慮未來的趨勢。從長遠來看，企業有周期，自動化技術替代人工，實際上意味著從一個生產狀態進入到另一個生產狀態，這個周期怎么轉換，企業會有一個考量。“工人短缺也許的確是東莞要面對的問題，但這是一個長期的問題，眼下還不構成最迫切的問題。對東莞的很多企業來說，疫情和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貿易環境，更影響企業當下的訂單生產，一些企業現在依然不敢貿然接單，開足馬力生產。”孫霄漢說。

　　孫霄漢認為，東莞作為一個在制造業上富有吸引力的地方，其產業工人結構早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只隊伍不再僅僅是人們過去眼中的“農民工”，而是有相當一部分人具備了一定的學歷和文化。

　　虞湛認為，對徐福記來說，如果不是在過去幾年主動優化以減少用工，徐福記的運營會遭遇很大的挑戰。食品行業的多數生產環節尚可以通過機器替代不斷精簡用人，但同時也對自動化下的勞動者提出了新的技能要求。同時，不是所有制造行業都能夠大面積自動化，一些技術性較強的崗位是機器無法替代的，高端制造業尤其如此。

　　“50后、60后乃至70后的制造業勞動者已經或正在退出歷史的舞臺。從前，制造業勞動者在多數時候是簡單地賣力氣，但現在制造業對勞動者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樣的，在今天這樣的智能化和數字化時代，或許“產業工人”的定義需要被重新定義。”虞湛說。

　　東莞的制造業發展是否會因為勞動力缺工和成本的上升而受到影響?

　　虞湛相信，這可能不是“影響”，而是一種“促進”，勞動力市場的這種變化，會幫助這個地區的制造業完成相應的轉型。能夠看到的現象是，包括食品在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東莞的經濟總量占比逐漸下降，東莞的產業結構在發生變化，勞動密集型企業伴隨著產業工人的減少而逐漸退出，與之相對的，新型產業在不斷涌現。

　　無論是過去的勞動者還是今天的自動化時代的勞動者，他們無疑都是無數的東莞工廠賴以生存的血液。孫霄漢說，東莞市財政過去這幾年在培養制造業技能人才上花了“血本”，以應對變化當中的制造業，與此同時，政府在產業政策的引導上也做了諸多的努力。

　　包括虞湛和安世半導體(中國)的高管均認為，東莞制造業未來仍將繼續充滿活力。事實上，也正是因為身在這里——中國制造業的前沿陣地，這些工廠才能第一時間全面觸碰數字化和智能化，并有機會上演機器換人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