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創造了“中國奇跡”。但粗放式的發展方式和“以需定供”的能源供應模式，導致國內能源開發規模與強度急速擴大，能源消費急劇增加。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國家支持光伏等新能源發展的政策正在逐步落地，光伏等新能源并網的“最后一公里”政策有了新突破。

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十二五規劃”提出了新能源發展的總量目標。到2015年，商品化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達到3.9億噸標準煤，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達到9.5%以上。加上核能4000萬千瓦，非化石能源合計4.76億噸標準煤，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達到11.7%。

然而，發展可再生能源，路阻且長。譬如，技術和經濟性仍是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管理體系和市場機制尚不適應可再生能源規模化發展需要;尚未建立能形成核心競爭力的技術創新體系，等等。如何突破上述瓶頸?亞洲開發銀行高級能源顧問沈一揚博士接受了南方日報的專訪。

沈一揚目前主要工作是在亞行相關貸款及股權融資項目中推廣節能減排、氣候變化及碳融資相關工作;曾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能源環境處項目經理，主要負責可再生能源，氣候變化和清潔發展機制方面工作，及其這幾方面相關政策，經濟社會和環境分析與評估。在中國、日本和荷蘭的能源環境及金融領域有多年的工作經驗。包括能源與氣候變化領域政策、投融資、技術推廣等等。

屋頂光電站短期難發展

南方日報記者：中國光伏業如何突破困局?答案在屋頂。今天，在政策上已經突破了屋頂發電并網的障礙，你認為短期內個人屋頂光伏電站市場是否會將爆發?請解釋下為什么。

沈一揚：個人認為目前中國現有的電網管理模式仍然對屋頂太陽能存在制約，短期內個人屋頂光伏電站市場很難有大的發展。

此外，在不考慮常規能源外部環境成本的情況下，除太陽能熱水器外，我國絕大多數利用可再生能源生產的電力、熱力、液體燃料產品的成本均高于常規能源產品，缺乏市場競爭力，尚不具備自主商業化發展能力，限制了市場容量的擴大。同時，在可再生能源市場推廣過程中，遇到了來自多方面的障礙，如多數人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戰略性、長期性和艱巨性缺乏認識，導致產業發展的大起大落。

南方日報記者：如果居民大規模申請，電網在技術和費用上是否承受得了?

沈一揚：目前如果針對戶用系統，在技術上和商業模式上仍存在瓶頸。但對于城市中的小區，區域分布是能源特點，鄉鎮級別形成一定規模的新能源電站，如風電、地熱，等等，個人認為已經到了適合的時機，且應該有非常大的前景。

南方日報記者：我注意到，對于屋頂光伏電站，目前市場都在強調需要依賴財政支持，提高電價的補貼。這是否意味著光伏發電在技術上更需要突破，譬如說轉換率、儲能、智能電網、標準制定等關鍵技術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你有哪些建議呢?

沈一揚：我認為，任何商業模式都不能只依賴于補貼。還是要進行技術創新。

盡管我國在新能源利用關鍵技術研發水平和創新能力方面有所提高，但總體來看，無論技術研究水平和科研投入水平，我國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都存在明顯差距。自身基礎研究薄弱，創新性、基礎性研究工作開展較少、起步較晚、水平較低，缺乏強有力的技術研究支撐平臺，缺乏清晰系統的技術發展路線和長遠的發展思路，沒有連續、滾動的研發投入計劃，用于研發的資金支持也明顯不足，導致國內大部分企業的核心技術均來源于國外，技術上的受制于人為整個產業的發展埋下了危機的種子。

具體而言，我國可再生能源制造業體系仍然薄弱，配套能力不強，具體表現是：在技術上，我國仍落后于世界最先進水平，產品缺乏競爭力，在關鍵工藝、設備和原材料供應方面，仍嚴重依賴進口，受制于國外技術的壟斷，如大型風電機組的軸承、太陽能電池的核心生產裝備、纖維素乙醇所需的高效生物酶等。

亟待進行重大制度創新

南方日報記者：隨著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大，我國可再生能源開發面臨的諸多問題和障礙逐漸顯現，譬如，風電并網難，石油企業對生物液體燃料納入成品油流通體系缺乏熱情，制約了生物液體燃料產業的發展等等。在你看來，鼓勵可再生能源開發，推動電網建設，有效傳輸和消納可再生能源資源發電的體制機制，需要做哪些創新?

沈一揚：我的看法是不一定要為了新能源而新能源，目前已有的能源，包括天然氣，已有的技術，包括分布式相關，都應盡量擴大規模。針對新能源應用，首先應該給予電網更加系統化的激勵機制，從而能設計出更加低碳的可以實施的促進新能源的機制。這也更利于全產業鏈的發展，技術類的應用例如儲能等將通過市場機制的倒逼進一步促進。

南方日報記者：我國《可再生能源法》已經提出了包括總量目標制度、強制上網制度、分類電價制度、費用分攤制度和專項資金制度等多種制度。但現實中，政策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力度并不夠，你認為問題出在哪里?需要怎么做?

沈一揚：電網，電源，油氣等不同部門間應該共同協調，共同制定能源發展戰略。

以我國可再生能源為例：它技術種類多，包括水能、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能等多種技術，且各類技術均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面臨著來自經濟、技術、體制等多種因素的制約。特別是最近幾年，隨著產業規模的日益擴大，可再生能源發電上網問題和消納問題凸顯，僅靠常規政策手段來解決上述多方面的問題已很難奏效，唯一的出路是必須進行重大的制度創新，建立起一套能有效調整各方利益，鼓勵可再生能源開發，推動電網建設，有效傳輸和消納可再生能源資源發電的體制機制。

南方日報記者：總的來講，可再生能源面臨哪些挑戰?

沈一揚：技術和經濟性仍是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管理體系和市場機制尚不適應可再生能源規模化發展需要;尚未建立能形成核心競爭力的技術創新體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