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中國在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向來是全球智庫最感興趣的研究議題。但拋開競爭思維，仍有一些基本的問題值得探究，例如，美國制造業現狀究竟如何？美國制造業到底是在衰退還是復興？

所謂“衰退”跡象的背后

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制造業就業崗位減少了30%以上，在發達國家中僅強于英國而排名倒數第二，超過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制造業就業崗位下降。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總和的近40%，到2002年降至30%，2012年進一步跌落至17.4%。2010年，中國占全球制造業比重達到19.8%，超過了美國的19.4%。由此，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制造業第一大國的寶座易主，也引發了對美國制造業衰退的關注。

但是，所謂“衰退”跡象的背后，是美國制造業產出和效率持續增長。即使是在公眾普遍認為美國制造業衰退、中國制造業崛起的2000年以后，美國制造業的增長速度也高于傳統的制造業強國日本和德國。美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自2000年以來增長了41%，增長速度遠高于加拿大、德國、法國和日本等傳統制造業大國。2007年-2009年，34.6%的外國直接投資進入制造業領域，高技術和資本密集的制成品出口是美國出口增長的最大貢獻者。更重要的是，美國占據了高附加值的產業領域和產業鏈環節。博斯公司2011年發布的一份制造業分析報告中包含一張美國制造業市場競爭力分析圖表，其顯示美國在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密集的化工、宇航、機械、醫療和半導體領域仍然占據著全球領導者的地位，弱勢的制造業只是紡織品、服裝、家電、家具、計算機設備等領域，美國是制造業價值鏈的掌控者和主導者。

金融危機后，美國提出“制造業回歸”，也引發全球對美國制造業的重新審視。在奧巴馬政府一系列制造業戰略和政策的推動下，制造業成為美國經濟復蘇的重要支撐，美國制造品出口在2009年至2012年之間增長47%，出口額一路刷新紀錄。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研究報告通過計量分析發現，美元匯率的競爭力、頁巖氣革命帶來的廉價能源、與新興國家在勞動力成本上差距縮小等因素，推動了美國制造業的復蘇。

制造業復興意欲“贏在未來”

從工業化發展開始，美國的服務業比重就高于制造業，比如，1890年，美國服務業比重為38%，制造業比重為24%，直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制造業比重都在不斷上升，之后開始下降，進入高收入的后工業化階段，目前制造業比重已降至12%左右。但是，制造業比重不及服務業，以及制造業比重本身的波動，并沒有改變美國始終依靠創新支撐在世界制造業中的領先地位。

從弱小的殖民地崛起開始，到替代英國成為世界制造大國，再到二戰后雄踞世界的全球制造業領導地位，制造業都是美國經濟的領頭羊。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面對日本和德國在鋼鐵、汽車等領域的競爭挑戰，特別是對國際貿易逆差的憂慮，曾引發美國國內對制造業衰退的關注，并推動制造業復興，在信息技術革命的帶動下，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再次奪回世界制造業領袖地位。這一次面對中國制造業總量超過美國的挑戰，憂患意識下的制造業衰退呼聲再起，美國開始積極推動“贏在未來”的制造業復興。

美國對制造業地位的關注包含多重因素：

一是面對人口老齡化、貧富差距拉大、勞動參與率走低、持續的貿易逆差，需要把先進制造業塑造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二是制造業具有乘數效應。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研究表明，每1美元的制造業增加值都會給其他部門帶來1.4美元的增加值。如果制造業帶動增長的同時又降低了自身相對于服務業的價格，則會帶來更多的服務業增長。美國前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吉恩·斯伯林則指出，每1個制造業崗位將帶動其他1.6個崗位的就業機會，而每1個先進制造業崗位將帶動其他5個崗位就業機會。三是制造業對創新的作用。在美國，制造業占私人部門研發比例超過三分之二，有約70%的國家研發人員從事與制造業相關的工作。

美國布局平臺型產業分工模式

美國積極推進制造業復興，不僅僅是為了金融危機后的經濟復蘇，而是美國重塑制造業領導地位的戰略調整。從實施過程看，一系列重點領域的創新戰略和政策，推動了制造業復興。從更深層面看，這些創新戰略的背后，是美國把握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新產業革命機遇，開始探索以網絡平臺型產業分工替代微笑曲線產業分工，從服務環節控制轉變為網絡平臺控制，通過產業分工重構重新掌控產業鏈的主導地位。

金融危機后美國對制造業的反思，表面看是源于增長、出口和就業問題，更深層面是對原有的美國主導的產業分工模式弱化的關注。制造環節與服務環節分離，服務環節主導控制制造環節的微笑曲線產業分工模式，是美國以服務大國主導全球制造業格局的核心支撐。但金融危機后，這種模式開始暴露出問題：一是新興國家技術能力提升和產業升級，使服務環節的控制力快速減弱；二是智能制造和個性化定制等新產業革命發展趨勢，開始形成制造環節與服務環節在同一區域布局的新型生產組織方式。在此背景下，美國依托自身的信息網絡技術優勢，開始積極探索制造與服務一體化布局的網絡平臺型產業分工模式，依托網絡平臺整合上下游產業鏈和橫向產業關聯，通過網絡平臺掌控和主導產業鏈，推動從服務環節控制向網絡平臺控制的轉變。比如，在手機行業，蘋果和谷歌先后發布iOS和Andriod之后，美國依托操作平臺整合上下游產業鏈，整個智能手機行業迅速轉變為以美國為中心，美國企業攫取了價值鏈上利潤最豐厚的環節，并按照最符合自己商業利益的方式安排整個產業鏈的協作方式。

如今，工業互聯網成為美國重構產業分工的重要方向。通用電氣(GE)公司作為美國工業互聯網的提出者，推出智能機器操作系統Predix和工業應用平臺Predictivity（相當于制造業領域的iOS和Andriod），通過這一平臺縱向和橫向整合關聯企業，依托平臺對機器設備進行遠程監測、遠程控制和遠程維護，在全生命周期和全產業鏈的網絡平臺服務中，確立對產業鏈的影響力和控制力。未來的制造業領域會像今天的消費品領域一樣，誰擁有網絡平臺誰掌控產業鏈。

跨領域的互動合作推動網絡平臺型產業分工形成。這主要呈現為幾類做法：一是制造企業與通訊信息技術企業合作推動工業互聯網發展。通用電氣與英特爾合作開發智能機器控制芯片、與思科合作開發工業網絡設備、與埃森哲合作提升工業大數據分析能力、與AT&T合作打造工業互聯網無線通信系統、與亞馬遜重點開展云計算方面的合作，并向云計算公司Pivotal注資1.05億美元以提升工業互聯網的云平臺技術能力。二是互聯網企業快速進入制造業領域。例如，谷歌在無人駕駛汽車領域已經先行一步，亞馬遜先是造出了電子閱讀器kindle，現在正在完善多軸無人飛行器為它送快遞。三是紐約科技創新地位的提升，凸顯服務業與制造業的融合創新。紐約一直是世界和全美的金融中心、傳媒中心和藝術中心。但現在，紐約市正以“硅巷”(SiliconAlley)的地位，憑借其獨特的金融、行業、人才和基礎設施優勢強勢，崛起為美國東岸的科技重鎮，2007年至2011年間，有486家高科技創業企業在紐約注冊成立；在此期間，在紐約進行的風險投資項目數量增長了32％，而硅谷的投資減少了10％。

從根本上來說，美國制造業回流是產業分工重構的重要表現。有研究報告認為，美國制造業回流是一個重要的趨勢，預計將會有相當大的增長。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發表2015年國情咨文時，也強調了對制造業回流的關注。總之，美國制造業回流，不僅僅是美國能源成本、物流成本下降和勞動生產率提升導致的制造業回歸，更是新的產業分工模式構建，是引領智能化生產方式，滿足個性化定制需求，制造與服務一體化布局的新型生產組織方式，是在培育構建網絡平臺型產業分工的產業基礎。

給上海制造業轉型升級帶來的啟示

如今，上海已進入服務經濟主導的高收入階段，“十二五”以來上海制造業發展面臨的挑戰，已經呈現明顯的后工業化階段特征，上海可以有效借鑒美國制造業發展的經驗，推動上海制造業轉型升級。

一是上海服務型經濟體系發展，需要高度關注制造業的的戰略意義和競爭優勢。雖然上海制造業比重不斷降低，但是制造業在發展轉型中的重要地位不容置疑。無論是上海在國內的經濟地位，還是上海作為全球城市的國際影響力，都需要制造業競爭優勢的強力支撐。

二是上海要嘗試在網絡平臺型產業分工重構中搶占先機。上海在中低端融入國際產業分工中實現了快速發展，目前，中高端服務環節的發展優勢還處于形成過程中。面對原有產業分工模式重構的最新趨勢和動態，上海也可以發揮自身優勢，在網絡平臺型產業分工構建中確立自己的先行地位。對此，建議加快推動網絡平臺型企業發展，特別是可以借鑒美國通用電氣的經驗，依托上汽集團、上海電氣等具有行業領先優勢的大型企業，推動工業互聯網發展，加快培育上海的網絡平臺影響力。

三是上海科創中心建設要聚焦具有戰略性和前瞻性的產業技術領域，整合集聚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的研究資源，借鑒美國“國家制造創新網絡(NNMI)”的經驗，建立具有國家戰略意義的研發合作機構和平臺，形成和強化上海的產業技術優勢。

四是上海需要借鑒紐約推動科技創新發展的經驗，積極推動金融等服務業與科技創新產業的融合發展，從體制機制和政策層面提供支撐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