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立以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一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工業化道路時期，該階段奠定了中國的工業基礎，形成了比較全面的工業體系；二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時期，該階段實現了中國基本經濟國情從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轉變，中國的經濟總量躍為世界第二（陳佳貴、黃群慧，2012）。未來,由于內部要素條件、外部國際競爭環境和外生的技術因素的變化，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正面臨來自多方面的新的挑戰和制約。充分把握“第三次工業革命”、“制造業服務化”等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趨勢創造的機遇，堅定不移地走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是繼續推進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必然選擇。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進程及未來影響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工業化進程，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這是一個具有十幾億人口大國的工業化，中國的人口超過了所有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人口的總和，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基本都走過了上百年的歷史；這是一個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中國經濟連續30多年保持高速增長，1978—2010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高達9.89%，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長期保持如此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即使美國、日本、韓國等在工業化快速增長時期也沒有如此高的發展速度；這是一個低成本的出口導向的工業化進程，幾乎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能夠找到價廉物美的中國制造產品；這是一個區域發展極不平衡的工業化進程，中國各地區工業化進程差異巨大，在一個時點上，會有分別處于工業化前期、工業化中期、工業化后期和后工業化階段的不同地區存在于一個國家內，這在工業化史上實屬罕見。

經歷輝煌歷程的中國工業化是否一定有光明的前景呢？工業化史表明，后發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雖然按照“收斂假說”，可以通過學習模仿先進國家的制度、技術和生產方式，取得經濟高速發展，從而實現“趕超”，但現實中一個后發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往往是曲折的，真正成功“趕超”而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屈指可數。在當今高度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下，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會出現曲折嗎？在未來的10—20年，我們能夠一帆風順地走過工業化后期階段、步入工業化國家的行列嗎？

上述問題的答案，取決于相互關聯的兩大方面“變量”：一是在發展環境方面，是否會出現足以改變中國工業化進程的特別重大的環境變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認為是“外生變量”，包括世界性的戰爭，大規模軍事對抗、政治動蕩和社會動亂，特別重大的自然災害，短期內難以應對的重大經濟危機,重大的技術和產業變革等等。雖然曾經有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發生在2008年今天仍在繼續發酵的國際金融危機，也有2008年汶川大地震這樣的重大自然災難，但這些事件并未構成對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實質性重大影響，從而改變中國工業化進程。二是在經濟發展本身方面，是否會由于工業化戰略選擇失誤而出現無法解決的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重大問題，這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內生變量”。當今，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面臨一系列重大挑戰，包括技術創新與產業轉型升級問題、“中等收入陷阱”、老齡化社會或者“未富先老”問題、資源環境約束問題、區域差距問題、收入分配問題等等。能否解決這些問題，化解工業化進程中的重大矛盾，直接決定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是否會出現曲折，決定中國能否在未來10—20年順利實現工業化。考慮到這些問題的重大性和艱巨性，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雖然中國工業化成就已經十分巨大，已經創造了“中國奇跡”，但我們還在“過大關”，如果此關不過，中國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徘徊不前，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排除出現重大政治、社會事件等“外生變量”的可能，在“內外夾擊”下有可能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停滯甚至倒退。

基于上述認識，對于未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而言，一是有近些年出現的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以及制造業服務化趨勢，這兩個“外生變量”值得關注；二是中國推行的新型工業化戰略這個“內生變量”對中國未來工業化進程的前景需要分析。

二、“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影響

以人工智能、數字制造、工業機器人等基礎制造技術和可重構制造、3D打印等新興生產系統的技術突破和廣泛應用為主要內容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很可能是未來影響中國工業化進程和全球產業競爭力的最重要的技術性因素。

“第三次工業革命”不能理解為由3D打印、計算機模擬等個別新的制造技術和設備的出現和應用引起的整個工業系統的突變，實質是一個內涵豐富的、多層次的、已經發生突破但仍處于演進中的工業系統變革。一方面，“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突破性表現在已形成了一個“多維、立體”的新生產制造技術體系及技術經濟范式。這個體系的底層是高效能運算、超級寬帶、激光粘結、新材料等“通用技術”，中層是以數控機床、人工智能、數字制造、工業機器人為代表的制造技術和工具，高層是應用了前述新的通用技術和制造技術的大規模生產系統、柔性制造系統和可重構生產系統。這個體系的有效運行形成了全球化生產、個性化制造、社會化制造等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另一方面，“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演進性表現在這場變革還處于“梯度、漸次”推進過程中。例如，高效能運算、虛擬設計與制造是近期跨國公司加速推進、應用的先進制造技術，3D打印技術的發展處于由傳統日用消費品、醫療器械向汽車、機床、機器人、航空等新領域快速滲透的階段，而可重構生產系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先進工業國家為迎接全球制造和個性制造、為解決大規模定制系統無法很好解決的產品成本和產品多樣性、產品性能之間沖突所做的戰略性技術準備，目前仍然處于科學研究和概念設計的階段。

“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中國經濟發展可能形成沖擊和挑戰。（1）進一步弱化中國的要素成本優勢。“第三次工業革命”加速推進了先進制造技術應用，必然會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勞動在工業總投入中的比重，中國的比較成本優勢則可能會加速弱化（Wadhwa，2012）。根據美國研究機構的計算，根據勞動生產率調整后的綜合勞動成本，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是美國南部州的35%左右，到2015年前后，將達到60%左右。未來5-10年中美勞動力成本之間的差距將快速縮小。再加上美國在能源方面形成了價格洼地，美國的物流成本只占到GDP的9%，而中國占到18%。美國發展制造業的比較成本劣勢會逐漸減弱。（2）可能對中國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升級形成抑制。現代制造技術的應用提升了制造環節的價值創造能力，使得制造環節在產業價值鏈上的戰略地位將變得與研發和營銷同等重要，過去描述價值鏈各環節價值創造能力差異的“微笑曲線”有可能變成“沉默曲線”、甚至“悲傷曲線”。發達工業國家不僅可以通過發展工業機器人、高端數控機床、柔性制造系統等現代裝備制造業控制新的產業制高點，而且可以通過運用現代制造技術和制造系統裝備傳統產業來提高傳統產業的生產效率，從而，“第三次工業革命”為發達工業國家重塑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優勢提供了機遇（美國競爭力委員會，2011），曾經為尋找更低成本要素而從發達國家轉出的生產活動有可能向發達國家回溯，導致制造業重心再次向發達國家偏移，傳統“雁陣理論”所預言的后發國家產業趕超路徑可能被封堵。（3）可能進一步惡化中國的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勞動報酬的機制，雖然一般可以通過稅收等制度設計提高勞動在初次和二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更根本、更有效、對要素市場扭曲最小的方式是為勞動者創造更多高勞動生產率的工作崗位。但是在一般勞動者素質不能夠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推進會造成職工的失業或者被鎖定在低附加值的簡單勞動環節中，勞動者收入改善的相對速度有可能進一步放緩。

雖然“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中國存在上述挑戰和沖擊，但中國還有相應的“機會窗口”和“時間窗口”。從機會看，一方面，“第三次工業革命”會催生新的制造系統和生產設備產業的發展，而這些產業的發展又會帶動信息產業、新材料產業等新的產業門類的出現和增長，從而為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創造很好的機會；另一方面，先進制造技術終歸是在工廠和制造環節的應用，中國龐大的制造基礎為先進制造技術和相關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潛在市場和應用場所。從時間看，由于“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先進制造是一個復雜的技術系統，先進制造技術的廣泛應用往往涉及到大量基礎的技術成熟度和成本經濟性的制約，同時先進制造技術轉換為現實的產業競爭力，不僅取決于技術和設備因素，更涉及到企業管理系統、甚至整個社會制度的配套完善，中國還有時間通過戰略調整和持續的現場學習，來實現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應對。

總之，“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既是挑戰、也是機會，因此對于“第三次工業革命”既要有緊迫感，也要有信心。這種緊迫感并不是類似于2007年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需要的那種“應激反應”的緊迫感,而是長期發展戰略應對的緊迫感;而信心則來自于在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科學認識基礎上的及時正確的戰略調整。因此，只要有危機意識和戰略認識，充分利用中國的制造優勢，調動企業技術突破和應用的積極性，促進現場的持續改善，中國完全有可能將“第三次工業革命”轉化為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新動力。

三、制造業服務化對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影響

“制造業服務化”有兩種不同維度的界定：一是從投入產出的角度將其分為“作為制造業投入的服務化”和“作為制造業產出的服務化”，前者即產品制造過程中所需的工業設計、信息存儲和處理、人力資源管理、會計、法律、金融等服務性要素在制造和價值創造中的投入增加，成為企業競爭力的關鍵來源；后者是指在實物產品的基礎上衍生出越來越多的圍繞實物產品的附加服務，而且服務的內容和質量成為滿足消費者需求、從而決定消費者購買決策的主要因素。定義制造業服務化的另一個維度是制造業服務化的“場所”或交易關系，從這種視角出發可以將其劃分為“企業內部的制造業服務化”和“企業外部的制造業服務化”，前者表現為企業內部服務職能的強化，后者主要表現為獨立的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

制造業服務化已經成為全球產業發展的一種趨勢，技術融合和商業模式創新正不斷推進制造企業的服務化和新型生產性服務業的涌現。制造業服務化完全體現了中國新型工業化道路提出的“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等內涵要求。大力促進制造業服務化，應當成為未來中國工業化戰略的重要內容。總體上看，制造業服務化趨勢將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產生如下影響：

1.開辟產業結構升級的新路徑。過去有關中國產業結構問題的學術爭論和政策辯論常常圍繞“工業比重是否太高、服務業比重是否太低”展開。制造業服務化的產業發展趨勢從某種程度上指出了這種制造業和服務業非此即彼式問題的狹隘性。生產性服務是以“企業內部的服務職能”還是“以獨立的服務市場”存在，主要取決于制造業自身的服務水平以及對專業性服務需求的市場容量的大小。例如，在德國的斯圖加特和慕尼黑南部的汽車產業集群中存在大量的獨立的汽車設計企業，這些企業共同構成了專業的工業設計產業；而中國大量的以生產制造為主的產業集群中，這種獨立的以產業形態存在的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卻非常滯后。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是中國制造業集群的發展層次低，對專業服務的需求量小；同時由于發展水平低，從制造中分立出來的專業服務公司的數量就少，很難發展成為足夠規模的服務“產業”。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制造業服務化必然遵循一條從“內部服務化”向“外部服務化”轉型的過程，而不能單純從統計意義上的產業比重的角度來判斷產業結構的合理性。與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工業化后期“服務業比重持續提高，同時由于制造外包導致制造業比重持續下降”的情形不同，中國未來的工業化將在相當長時期內保持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相互增強發展的局面。

2.促發了新的產業組織形態。制造業服務化將促進產業組織范式由企業間競爭和供應鏈間競爭向生態系統間的競爭轉變。新興的商業模式和制造技術將提高小型化、分散化經營的經濟性。例如，以3D打印機為代表的個性化制造和開放軟件社區的發展將大大促進以個人和家庭為單位的“微制造”和“個人創業”等極端分散組織方式的發展。又如，云計算使得企業可以將信息處理功能更多地外包給提供信息服務的第三方企業，加之數據挖掘技術的快速進步和服務模式創新，即便是地理上遠離提供信息服務企業的小微企業也能夠以足夠低的成本獲得更強的數據存儲和計算能力（黃群慧、賀俊，2013）。產業組織結構多元化的背后，是產業組織形式的生態化。制造業的“軟化”和服務化，制造技術的融合，將使得企業之間的“需求——供應”關系變得越來越開放，企業的同一個產品或服務可能供應完全不同的行業、而不僅是同一行業的不同企業，不同產業鏈相互交織，形成開放的、多維的、復雜的網絡結構。雖然通常情況下平臺企業掌握產業競爭的關鍵資源，但平臺自身的競爭力常常是脆弱的，而且往往是多個企業共同支撐一個平臺，或者同一個產品涉及到多個平臺（例如數字制造同時涉及到超級運算和超級寬帶等平臺），因此很難識別決定產業長期競爭力的核心資源的“位置”在哪里。制造業服務化使得一國的整個創新生態系統的適應性和動態能力以及本國企業在全球創新生態中的“位置”成為獲得產業長期競爭力的關鍵。

3.對支撐中國工業化的產業政策環境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服務形式的要素投入和服務型產品多是以“無形資產”的形式存在，相比于過去的實物產品，工業設計、系統軟件等技術和服務產品更容易被剽竊、復制和模仿，因此，為了鼓勵服務型產品的創新，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就變得更加重要，過去中國主要服從于有利于國內企業技術引進和學習的知識產權保護框架和機制就必須適時進行調整。二是與前述產業組織形態的變化相適應，產業組織政策的目標必須由過去“培育大企業、提高市場集中度”向“促進中小型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和創業型企業發展”轉變，因為服務型的技術和產品創新能力常常體現為高度多元化的、具有更強創新活力的小企業和創業企業身上。三是由于制造業服務化多是伴隨著商務模式創新的技術創新，而與傳統產業的技術創新相比，商務模式創新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過去以“扶持”為主的產業政策思路就要逐漸向“以改善企業經營環境”為主的政策思路轉變，因為“扶持”性產業政策更適用于已經明確了技術路線和商業模式條件下對企業投資的促進和激勵，而以加強對企業的服務能力為主要內容的經營環境完善則更有利于產業生態的多樣化的探索，有利于企業自身創新能力的形成。

四、新型工業化戰略下的中國工業化進程

新型工業化道路是針對中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提出的總體戰略部署，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其基本內容是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與中國傳統的工業化道路相比，上述內涵的新型工業化戰略的推進，必須支付更多的包括技術、環境、勞動力甚至資本在內的成本，低成本工業化時代將不復存在，工業化的整體成本必將逐步提高，同時，經濟增長速度也會放緩，那么，新型工業化戰略下中國工業化進程會出現什么變化呢？

根據我們構造的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我們計算了1995到2010年全國以及東部、西部、中部和東北地區四大板塊，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大西北、大西南、中部六省、東北地區七大區域和31個省級區域的工業化水平，動態地分析了“九五”至“十一五”這十五年間中國工業化進程。分析結果表明，由于新型工業化戰略能夠使得中國區域工業化進程更加協調，驅動工業化進程的因素更加均衡，總體上工業化速度不有大幅度下降，同時工業化質量會不斷提高，中國工業化進程會穩步推進，未來10到20年將基本實現工業化（陳佳貴、黃群慧等，2012）。

1.在新型工業化戰略下，原來落后的中部和西部地區逐漸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通道，總體上中國工業化進程形成了東中西各個區域梯度推進，在東部發展速度趨緩的情況下，支撐了總體發展速度，呈現出區域發展日趨協調。1995-2005年間，中國工業化速度最快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而工業化速度最慢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2006年以后，隨著新型工業化戰略推進，中國的區域工業化水平呈現逐步收斂、協調推進的態勢。“十一五”期間，四大經濟板塊中工業化速度從高到低依次是：中部、東北、西部、東部，與“十五”相比，西部、中部、東北地區的工業化速度加快，而東部地區的工業化速度明顯放慢。在七大經濟區域中，“十一五”工業化速度從高到低依次是：中部六省、大西南、東三省、大西北、環渤海、長三角和珠三角。與“十五”及以前相比，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步伐明顯加快。

2.在新型工業化戰略下，驅動工業化的因素更加均衡。根據我們的研究，1995-2000年，對全國工業化水平指數貢獻最大的指標因素是產業產值比，其次為城市化率和工業結構高級化程度，而人均GDP指標的貢獻率為零，說明直到200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仍然較低，按人均GDP衡量，全國仍處于工業化前期，同時農業比重的下降速度很快，從而產業結構變化成為這一階段工業化的主要動力；2000-2005年，工業結構高級化程度成為對工業化水平指數提升貢獻最大的指標因素，人均GDP指標的貢獻率上升很快，產業產值比的重要性下降到第三位，反映了這一時期經濟增長速度和制造業的結構變化加快。新型工業化戰略實施以來，人均GDP成為對工業化水平指數提升貢獻最大的指標因素，這意味著勞動生產率提升較快，效率性指標和結構性指標相對于規模性指標對提升工業化水平的貢獻提高，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更為均衡，表明中國工業化的質量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3.從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計算結果看，新型工業化戰略下中國工業化進程穩步推進，未來10到20年可以實現工業化。我們計算結果表明，1995年中國處于工業化初期的前半階段，經過“九五”時期，到2000年中國進入工業化初期的后半階段；“十五”時期，中國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繼續提高，到2005年，中國工業化進入到工業化中期的前半階段。2006年實施的新型工業化戰略，保證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在前期快速發展的基礎上繼續保持了較高的發展水平。經過“十一五”時期，到2010年，中國工業化處于但即將走完工業化中期后半階段的水平。這意味著進入“十二五”，中國工業化進程將步入工業化后期，這對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將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按照“十一五”時期的中國工業化發展速度推算，如果能夠保持“十一五”的工業化速度，經過“十二五”、“十三五”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在2020年前后中國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有望達到100，即基本實現工業化，與“十六大”報告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的目標相吻合。即使未來中國工業化速度比“十一五”時期下降一半，也將在2030年前后基本實現工業化。這表明在新型工業化戰略下，中國工業化進程將繼續穩步推進，未來10到20年中國將基本實現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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