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危機已經非常明顯，政府的征稅能力過于強大，對于經濟資源的壟斷過于強勢，造成人民的消費能力受到抑制。 作者：陳志武 耶魯大學金融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在我看來，改革開放的最大變化或者說意義，是自1978年以來，中國民眾的財產權和自由權至少得到了部分尊重?！拔母铩蹦甏卣撠敭a權，人身權都沒有。人沒有自由，也就不會有創造力。 現在中國民眾有了相對的自由，可以自由地談戀愛，不用組織批準；農民雖然還是沒有土地所有權，但至少可以決定種什么；城市居民還擁有了自己的房產，不用擔心單位領導把自己趕到大街上。這些比起“文革”時代，都部分釋放了中國民眾的活力和創造力。 有一些信號讓人感覺中國的確和過去不一樣了，比如木子美和芙蓉姐姐這樣的現象，她們的文化姿態完全是悖逆傳統的，不管你喜不喜歡，她們大大方方地用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這就很不簡單。過去的社會可以輕而易舉地孤立一個離經¬叛道的人，而被孤立的人就被隔絕了幾乎所有的資源，生存能力非常弱。有了財產權，才能生存得有底氣，不用在乎別人的臉色或偏見，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這樣的社會實在比過去要健康得多。 有些文章總結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時，說我們是在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的條件下啟動市場經濟改革，是一種成功模式，比蘇聯更加高明。對此我不敢茍同。首先我們要明白改革路徑的選擇不僅是一個經濟發展效率的選擇，而且是涉及非常復雜的政治博弈的決策。中國和蘇聯面臨的具體環境很不一樣，但兩個國家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如何沖破僵化的舊體制的束縛。中國當時的教育水平比不上蘇聯，但勞動力實在太充沛了，這是有利條件，可以在國內體制不作重大變化的條件下，先把外資吸引進來，拿外國人的錢和技術幫中國人發財。當國內經濟發育起來，社會呼聲強烈，保守力量也衰落后，再搞政治體制改革水到渠成——這是那一代領導人中英明者的設想，應該說是很有政治智慧的。蘇聯當時無法這樣做，他們勞動力稀缺，除了出賣自然資源很難吸引外資，且那時蘇聯人均GDP已達到8000美元，門檻相當高，靠開放來推動改革沒有可能，所以只能走改革這條路。 但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30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帶來的利好幾乎已充分釋放，下一階段要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必須更深入地推進改革開放。 上世紀末有一個統計，中國人愿意工作的時間不僅遠遠超過美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甚至遠遠超過日本。這個強勁的因素彌補了我們在市場和政治體制發育不足方面的缺陷，拉動了經濟增長。但這并不能掩蓋我們體制的不足，就像茅于軾先生在書里說的，誰在阻礙中國人致富？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按照中國老百姓的勤勞程度，我們不該僅是現在這個樣子，原因在哪里？觀察周圍就會發現，大家都在流汗，但很多人在做無效功，還有很多人專門在努力抵消別人做的功。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危機已經非常明顯，政府的征稅能力過于強大，對于經濟資源的壟斷過于強勢，造成人民的消費能力受到抑制。產業發展嚴重畸形，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占有大量國家資源和國有銀行貸款，又在證券市場圈錢，管理效率卻極其低下——這些都是損害中國人民福利并會抑制經濟長遠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