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來自國內還是國外，我們總能在中國經濟中看到科技革命的技術種子在大多數領域落地生根和繁榮成長。最初，這些技術種子的落地或許只是個案，但在四十年的時間跨度中，如此數量巨大的技術種子繁榮成長，說明這已是一種規律性的奇跡。

近幾年，發達工業國開始思考自己的工業路線，他們認為工業制造環節與科技創新體系的分離造成了工業與科技創新兩個維度創新能力的下降，而工業制造環節的回撤和工業本身的4.0化是改變當前局面的主要路徑：發達國家以大學為代表的科技創新能力，能解決創新在全球范圍內的領先性問題，“全武行”式的高度智能生產裝備將保證工業生產的全球成本競爭力。我們現在看到的全球貿易矛盾，是發達國家按照上述工業路徑調整后所期望的潛在工業競爭力的虛擬應用，其真正的有效性還在驗證之中。

把中國標識為全球制造能力的集聚地是國際共識，但中國在短短的四十年內兩次成為工業變革的策源地是出乎全球想象的。

這就像當初全球誤解了美國一樣，認為是兩次世界大戰創造了美國的工業高原地位，其實兩次世界大戰只是縮短了美國登頂全球工業高原的時間，工業本身有它自身的規律。

最近四十年，全球工業大規模向中國轉移的事實是存在的，但更重要的事實是，中國構建起了全球最齊全的工業門類，以及這些門類之后的科技創新體系，這是中國成為目前全球最大的需求中心、最低成本中心的基礎和根源，也是我們每每看到全球最新的科技成果總是在中國率先大規模應用的原因。同時，這也是中國工業崛起被稱為是一場工業革命的主因。中國工業建設不是造就了國家工業，而是引發了全球范圍內工業需求、成本、科技創新三大中心向中國的轉移。

從工業史的角度看，這是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全球范圍內最大規模的工業轉移。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近四十年的工業革命是全球范圍內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現代意義上的工業革命，發達國家工業制造環節的回撤實際是這次中國工業革命的尾流，他們只能在一定范圍內改變工業的分布形態而不能挪走位于中國的工業中心位置。

“向工業系統投放智能，用貿易措施保護市場”，當下的這些經濟話語形式與十八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的話語形式沒有太大差別，且更加映襯出中國正在引發的新工業革命的耀眼亮度。自誕生以來，工業革命的梯度演化一直被限定在生產工具的強化上，也就是說，這種范式下的工業革命是發生在工業范疇內的工業工具的革命性迭代，而中國的工業革命則是把工業推向全社會，把以大學為中心的科技創新體系演化為包括它在內的全社會的大規模創新，工業制造系統成為大規模社會創新的伺服體系。

中國首開的這種全新工業革命正在高速交通、高速通信和大規模創新工業化三個維度上展開。

中國的高鐵網絡是下一代工業革命的組成部分，而不僅僅是一個沒有和其他工業門類耦合的、孤立的交通系統。未來用經緯度去衡量空間的做法是非常落后的，而中國高鐵網絡壓縮了實際的社會物理空間，就像照相機剛誕生時社會有了重組空間的工具一樣，今天的中國高鐵也在不停地重組經濟空間。

高鐵不只是向沿線地區注入了速度，更是注入了一種新的地理，它壓縮了這種交通方式覆蓋下所有人和物品的距離，而這些有形要素距離的壓縮帶來的不僅僅是物理反應，最重要的是這些要素的跨界反應，即所謂的要素核聚變反應。工業的根本不是制造，而是為什么制造和制造什么，所以說高速交通系統在中國更像是或者直接就是工業系統的前提。

對照起來看，新的通信系統就是虛擬世界的交通工具，它運載的是數據，同樣是中國下一代工業革命的核心地帶。目前全球圍繞5G展開的爭奪，不是簡單的拘泥于芯片、軟件以及眾多通信裝備等通信產業內的爭奪，而是圍繞生成下一代社會數字形態的時間窗口的爭奪。

更高速度和更大數據量的通信能力與高速交通工具帶給社會的原理是一樣的，它改變的或者是它要重組的是數據的地理，也就是重新生產并重組數據地理地貌。5G是數據地理里程碑意義的轉折點，以前的通信充其量只是人的信息的交互，而5G讓人類社會進入了泛通信的時代，人與物都將根據需要成為通信的主體。

通信將會構建出一個與人類生活的物理世界相對應的數字世界。在中國，這個數字世界是繼高鐵之后第二次徹底脫域的世界。高鐵可以把整個中國放到幾個小時以內，而新的通信工具則把完全脫域后的世界放置在八分之一秒內。

現在全球所有主導經濟體競爭白熱化的最大社會課題是：誰能在八分之一秒的通信時間內裝填更多的通信內容。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率先涌現出大規模的數字零售平臺不是偶然的，從更高的維度說，這就是通信脫域的結果，是超前布局新代際通信能力引發的產業聚變作用。5G技術在中國社會引發了大規模的脫域運動，這是全球最前衛和最大規模的脫域試驗，其巨大的意義正在全球放大。

目前，全球輿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可以被確切衡量的經濟要素，但由史到今，沒有一場劃時代的社會革命或者產業革命是在開始的時候被精確地測量到和測量過的，這些難以被衡量的東西才是引發社會形態變革或者是產業革命的真正動因。

當像中國這個全球最大工業國的人與物被最快的物理速度脫域，而人與物的數字形態被新的通信系統完全脫域之后，生產要素的組合創新方式幾乎不再受到限制，全社會都將被完全推入到一個大規模的創新時代。

工業和大學以及類大學研究機構所結成的最大的社會創新聯盟，從社會創新的主要和主導力量轉變為社會創新的一部分，大規模的社會創新成為一種常態，如何解決創新的大規模工業化問題將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問題。當然，我們也要解決大規模創新的速度和效率問題。由此，中國的人口紅利從低工資問題一下子跳轉到世界級的更低創新成本問題上。其中，創新的低成本問題涵蓋的不僅僅是人口的創新紅利，還涵蓋巨大數量的智能主體本身的創新。所以，這些都可以看成是衍生的人口創新紅利。

率先大規模的綜合脫域運動已經把中國工業送入到一個完全有別于現代工業的工業頻段之中，支撐全球最大規模工業體系所需要的最大的需求中心、最低的成本中心和最強的科技創新中心三大中心的作用，在大規模社會創新方式的沖擊之下已經難以維系。原來的這三大中心是在工業的大規模制造體系的支撐之下而存在的，現在“千人一面”的工業大規模制造體系正在被“一人一面”或者是“一人千面”的定制體系所取代，大規模制造體系下的需求、成本、科技創新三大中心都必須錨在大規模的社會創新上，這是發達國家工業體系單純依靠工業裝備革命所解決不了的。

在未來的工業形態下，需求、成本、科技創新都分別是大規模創新的一個向度而已，這是中國工業革命向世界貢獻的新的工業意義，工業將成為大規模創新的隱喻。因此，我們沒有理由當然也不缺乏能力去最大規模地擁抱全球任何時點和任何地點的科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