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珠拆空調的愛好，其實十八年前就有了。

2001年3月，空調業又一次掀起價格戰。董明珠飛到北京，當著消費者和媒體的面，把自家的空調“開膛破肚”。

一個民族的制造實力，被攤在所有人面前。

格力的零部件，無論是空調的“心臟”壓縮機，以及“大腦”控制器，都是從日本進口。董明珠后來在書里寫道，核心技術在日本企業手中，中國企業的同質化越來越嚴重。

格力自主研發凌達壓縮機，要到2004年了。2010年，格力提出了“掌握核心科技”的定位，但直到今天，格力很多高端機型依然用的不是自己的核心科技。

空調壓縮機的頂尖技術，至今依然掌握在日本企業手中。有人說過，日本制造業的優勢，是要拆開其他國家各種商品后才能看見的。

日本制造，其實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磨難。

1952年，日本開始重建商業。松下想引進飛利浦成立合資公司，給了對方30%的股份以及55萬美元的首付后，飛利浦提出了新的要求，還要收6%的技術指導費。

這種屈辱烙在了松下幸之助心上。一年后，松下設立了中央研究所，開始一點一點，洗去“日本制造”假冒偽劣的代名詞。

于是有了1978年鄧小平到訪松下，和松下幸之助之間那場令人唏噓的對話：

您能否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幫點忙？

無論什么，我們都將全力相助。

說這話時，他們一位74歲，一位84歲。

很多制造業企業的歷史，開頭都是這樣的。比如今天的凌達壓縮機工廠，企業史的開篇就是：

1985年，凌達從國外引進先進的生產線。

1

1987年11月，深圳政府派人到香港大學找經濟學家張五常，問哪里可以借到一個拍賣用的木槌。

當時，在《辭海》的解釋里，拍賣的定義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買賣方式。

香港測量師學會得知這事后，專門派人到英國一家百年歷史的木匠行，定做一個2.95公斤的棗紅色樟木拍賣槌，贈給深圳市政府。

幾天之后，這個樟木拍賣槌擺在了深圳公堂的桌面上。深圳政府頂著“違憲”的壓力，公開拍賣了一幅8588平方米地塊50年的使用權。

改革開放九年之后，深圳賣出了新中國的第一塊地。

深圳從香港借來的，不止是一個木槌。

土地使用權交易、土地批租和霍英東發明的“樓花”，都被深圳從香港照搬過來了。就連深圳的速度和效率，也是從香港學過去的。

改革開放的先驅之一袁庚初到香港收購一幢物業，與賣主談妥后，他們約定星期五下午兩點預付定金2000萬港元。

那天下午兩點，香港賣主如期而至，他的汽車停在門外沒有熄火，辦完交易手續，一接到支票，立即安排專人跳上汽車直奔銀行。

原來接下來是周末，銀行都不上班。如果當天下午三點之前支票不能交給銀行：三天要損失三萬元利息。

香港人以效率著稱。做事快、說話快、走路快，在茶餐廳吃飯時也要比別人快。蔡瀾說過：

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交通燈，轉得比香港更快。

對于剛從泥地拔腳上岸的袁庚來說，這真是一堂生動的現場商業教學。

回來以后沒多久，袁庚成了深圳蛇口工業區的總指揮。他讓美工找來一塊三合板掛在門口，用紅油漆寫了幾個字：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沒多久，中建三局承建的深圳國貿大廈開建。第30層開始，大廈以3天一層的速度拔地而起。這創造了當時建筑界的記錄，“深圳速度”自此叫響。

“速度”和“效率”，后來很長一段時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追求目標。

2

重返松下的第一天，松下幸之助給企業寫了座右銘，他說，企業的責任是：把大眾需要的東西，變得像自來水一樣便宜。

松下老先生估計想不到，幾十年后，深圳人替他把愿望實現了。

據說華強北最顯赫的時期，方塊大的地方一次小小的堵車，全球的手機價格都要波動一下。那里每天都有新款手機面世，有的可以放四張電話卡，有的可以用作廣場舞外放，有的兼容三個操作系統。

華強北背后是深圳全球效率最高的制造產業鏈。龐大的藍領工人和完整的生產線，可以讓任何圖紙以最快的速度落地。周邊城市也很給力。比如東莞不僅發明了標準化服務，更有世界級的工業流水線。

川普曾發推特威脅蘋果把生產線搬回美國。但庫克自己在廣東演講時說，美國人覺得蘋果在中國生產，是因為勞動力成本低，但事實并非如此。

中國擁有出色且高效的生產技術。美國并不一定能達到這個水平。

美國總統在邁阿密港口鼓勵美國人使用“美國制造”時，風吹落他身后起重機上的美國國旗，露出的，還是“中國制造”的標志。

只是這樣完備的基礎設施，有一段時期用來造山寨機。

深圳速度之快，有幾年，獸爺能在蘋果發布會前半個月，就買到最新款的iPhone。唯一的問題，就是蘋果logo的那個缺口有時向左，有時向下。

那也是深圳速度的另一面。

但誰都不是一上來就占領高精尖陣地的。別說是日本制造，連德國制造也都有不堪回首的黑歷史。

十九世紀的德國制造，幾乎是肆無忌憚地復制英國產品。地攤貨和廉價貨，是當時德國產品的典型評價。二戰時德國指揮官還發誓要把搞魚雷的那幫家伙送上軍事法庭。

德國制造都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去改變。中國完成量變到質變，也得走一段長路。不過知恥后勇，翻身是早晚的事兒。

2013年，“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開始變了。這個城市將這一年的GDP預期增長目標下調為9%。深圳不再僅僅滿足于效率，而是要高質量、高水平的發展。

先把飯吃飽，再把飯吃好。GDP增速主動換擋，從速度轉向質量，從低端到高端，小到個人和企業，大到地方和國家，相同的變化都在發生。

偉大領袖都說過，事物的發展，不是按直線式進行的，而是螺旋式的。

如今的深圳，除了滿街的椰子雞，還有體量龐大的高科技企業。

前一段，有人說貿易戰其實是白宮和深圳粵海街道辦之間的戰爭，粵海街道管委會還站出來一本正經地回應，中興、大疆、華為早就已經搬離了。

即便這樣，粵海街道還有83家上市公司，還有1100家等待上市，人均GDP為36.5萬元。深圳的基石不僅是華為、中興和騰訊，還有無數在各個細分行業領先的硬件企業。

昨天，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5G、人工智能和網絡空間科學與技術等領域，將獲得國家級的升維支持。

張五常多年前就預測過——深圳有可能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這句話也已經成了深圳房產中介的置頂金句。還有一位投資人曾說過：現在投資人考察一種創新是否有能力落地，無論你是哪里發展起來的，都要看你在深圳是否有辦公室。

3

去年，OPPO宣布退出藍光機市場，停止制造4KUHD藍光播放器等相關新品：

我們最新的4k藍光機已經做到了巔峰。太寂寞了，是時候說再見。

聲明發布后，二手的OPPO藍光播放器價格大漲，幾乎成了收藏品。

20年前，段永平將步步高拆分成三家公司，其中視聽業務公司，就是后來的OPPO。而OPPO的藍光締造者，名叫劉作虎。2008年，劉作虎帶著OPPO殺入美國賣藍光播放器，很快成為領頭羊。

2009年《消費者報告》首次進行藍光機評測報告，OPPO拿下第一名，之后一直把流動紅旗留在自己家里。

他們的藍光機做的太好，同行們例如高文公司甚至買他們的機器做改裝，然后貼上自己的牌子，以高出數倍的價格賣出。

后來，劉作虎離開了OPPO，創辦了一加手機。公司也在深圳。

這些年來，中國企業一直在追趕各種風口，把“快”奉為圭臬。趣頭條三年上市成功，瑞幸咖啡就要用17個月打造一家全球最快IPO公司。

慢成了原罪。快手的CEO說，慢公司正在成為快手的標簽，這讓我們寢食難安。

一加卻一直是家慢公司，因為它把所有的時間都留給了產品。

劉作虎創辦一加的2013年，智能手機的頭部企業已經產生。小米和OPPO打垮了華強北的山寨機，都達到了上千萬的銷量，但市場比拼的依然是價格。一加第一場發布會上，劉作虎摩挲著自家的手機感嘆：

手感真TM爽。

六年來，大浪淘沙，一加一直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它保持了深圳新生代企業的低調風格，甚至很多人還未曾聽過它的名字，但它先是在歐美極客圈聲名鵲起，后來又征服了喜歡在交通工具上碼人的印度。

2018年，一加超越蘋果三星，成為印度高端市場排名第一的品牌；今年全球售價400美元以上的高端智能手機，一加的市場份額第四。產品已打入了全球35個國家和地區。

這一切，或許源于一加與眾不同的產品策略和態度。在以規模和出貨量論英雄的時代，一加堅持每年只推2款左右的旗艦產品。

現在的手機行業，很像2000年左右的空調業，董明珠說：

本土廠商手里沒有絕活，你有我有全都有。

但劉作虎對技術似乎有不一樣的看法。當同行們都在推出更有噱頭的新功能，他沒有盲目追求創新，而是專注于做一件事——讓手機變得更無負擔一些。

這種無負擔圍繞著用戶最核心的需求展開，是更輕快流暢的速度，更簡潔高效的系統，和更輕薄耐看的設計。

一加對輕快流暢是有執念的。為了手機運轉速度，劉作虎會毫不猶豫地砍掉折疊屏這種看似更有噱頭的功能。

新品一加7Pro中，一加發現還可以通過改進屏幕的刷新率讓手機變得更流暢，就找到三星顯示，花了巨大成本去獨家定制一塊全球首款90Hz的流體屏，劉作虎說：

就算其它廠商跟進，也得到2020年。

為了這塊屏幕，劉作虎的團隊忙碌了兩年。因為好屏幕并不是簡單的定制好然后裝上去，背后需要對系統做很多的適配和調教。

迅捷、高產、取巧，這些都不是一加的長處。劉作虎他們專注滿足最核心的使用體驗，在全球收獲了大批忠實粉絲。

這些年，經常有人問我中國制造什么時候才能趕上日本制造、德國制造。我總是說第一點要沉住氣、慢下來；第二點是當同學聚會、親友聊天時，大家不再羨慕誰做生意買了幾套房、賺了多少錢，而讓制造業一線的工匠得到尊重和體面時。

就像一加這種公司。他們或許短期內還成不了中國最大的手機制造商，但國家一級小龍蝦料理大師你包叔都經常對顧客說：

小怎么了，小就滿足不了你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