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說集團是美國政治體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現象。游說人員可以代表利益集團影響立法、行業法規、政府決策等等。中興、華為事件之后，三星開始大幅增加在美國的游說支出，2014-2016年，三星游說支出約150萬美元/年，但2017、2018、2019三年，三星游說費用分別達到350萬美元、391萬美元、347萬美元，此外還有大量贊助費用。

　　與此同時，韓國政府也開始迅速提升對美國的贊助、游說費用。2016年，韓國政府對美國投入633萬美元，但2017年就飆升至5198萬美元。2016-2019年，韓國政府、企業合計對美國投入16552萬美元，是對美游說支出最高的國家。

　　對三星而言，打擊華為可以帶來全方位收益。

　　首先，三星手機業務最大的競爭者就是華為。根據IDC數據，2017-2018年，三星全球手機出貨量從3.177億臺降至2.923億臺，減少了8%，約2500萬臺；而華為同期增長了33.6%，約5000萬臺。

　　2019年前三季度，華為依然保持高速增長。但在Q4，由于美國制裁影響海外業務，華為手機全球銷量首次出現下滑，從6050萬臺降至5620萬臺，跌幅7.1%。2019年全年，華為全球手機銷量依然從2.06億臺增至2.4億臺，但增速降至16.8%。而三星卻明顯止跌，從2018年的2.92億臺增至2.96億臺。

　　由于全球正逐步進入5G的換機周期，如果美國對華為持續打壓，那么三星手機業務的收益還將持續擴大。

　　其次，三星的4G/5G設備業務也將迅速上位。根據IHS數據，2018年，三星在全球通信設備市場排名第五，占比約5%。但進入5G階段，三星開始迅速爆發。2019年初，受益于美國、韓國的5G部署，三星5G業務占比一度超過華為。2019年，三星網絡業務收入超過52億美元，同比去年的33億美元增長了57.6%。

　　而根據三星網絡業務負責人金永基此前發言，三星在2020年目標是在全球5G市場占比超過20%。考慮到中國已經開始規模部署5G，三星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在美國、日本、歐洲市場全面排擠華為。如果美國擴大對華為5G的多邊打擊，三星將成為最大受益者。

　　此外，三星的晶圓代工也將成為受益者。根據美國商務部5月15日對出口管理條例的修改政策，對華為海思的封鎖將嚴重影響中芯國際的業務開展。海思是中芯國際最大的客戶，每年貢獻收入約6億美元，占中芯國際收入比接近20%。一旦海思業務受影響，三星代工在追趕臺積電的路上又少了一個競爭者。

　　針鋒相對的游說

　　面對手機、5G、代工業務的誘惑，三星走到了華為的對立面，開始突擊游說美國政府制裁華為。

　　2017年之前，三星在美國游說政策相對分散，在電子回收法案、數字法案、能源撥款法案、專利、朝鮮法案等諸多領域均有涉足，且投入較低。但在2018年，三星重點游說了《2019國防授權法案》，該法案禁止美國所有政府機構購買或租賃中興、華為的通訊設備產品和服務。

　　同時，三星的游說對象開始向參議院和眾議院議員身上集中，并與美國白宮、商務部和貿易代表辦公室進行更多接觸。2019年，三星又參與了《2020國防授權法案》《2019美國5G領導法案》《2020年5G安全及超越法案》《安全可信通信網絡法案》等政策的游說。

　　上述法案中，《2020國防授權法案》對從實體清單中移除華為設置了十分嚴苛的障礙；諸多與5G、通信相關的法案均在限制華為、中興進入美國市場，并禁止美國電信運營商通過普遍服務基金（USF）采購華為和中興的設備，甚至要求清退華為、中興的在網設備。

　　需要指出，2019年，華為在美國支出299萬美元，就《2020國防授權法案》《2019美國5G領導法案》《捍衛美國政府通信法》進行游說。顯然，三星與華為針鋒相對。

　　與三星相比，支持打擊華為的美國企業相對較少。美國政府把打擊華為作為中美貿易戰的政治籌碼，但這并不符合美國產業界的利益。美國半導體協會多次公開對此表示擔憂。2020年3月，美國半導體協會委托波士頓咨詢評估這一政策對美國半導體產業造成的影響，認為打擊華為的政策會導致美國半導體產業陷入全球份額下滑、收入下降、研發投入持續減少等惡性循環，并失去全球領導地位。

　　以高通、蘋果為例，蘋果、高通每年游說支出約700-800萬美元，但蘋果主要對技術人才移民、專利、隱私、版權等相關法案進行游說，高通則重點在游說與頻譜資源、專利、智慧城市相關領域的法案。

　　上世紀末，美國借“IBM間諜案”、“東芝事件”對日本發起301調查、出口管制，在美國制裁日本的過程中，三星成功上位取代日本將全球存儲市場收入囊中。如今，國內企業、政府的焦點仍集中于美國愈發嚴厲的科技封鎖，三星的漁翁得利反而被所有人忽略，成為貿易戰中的燈下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