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成為全世界共識。德國作為老牌工業制造國，然而在2018年的報告指出，盡管有86%的德企認為數字化能帶來機遇，但付出實際行動的企業不到20%。多數德國企業在處于觀望狀態。

2020年，新冠疫情的沖擊下，非醫療物資相關的工廠訂單下滑嚴重，加上前兩年的經濟低迷影響。打造數字化工廠，提升自動化水平，成了商家們的迫切希望。事實上，工廠數字化轉型，不只是技術層面的事情，還包括企業文化、執行力、風險管控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廠對轉型過程中的風險控制。

數字化轉型風險由誰管控問題

通過走訪發現，許多工廠負責人對于數字化的轉型的態度，一是認可數字化帶來的紅利，二是采取觀望態度。其實，多數工廠負責人，缺乏對數字化的了解。據調查報告顯示，多數企業未能深刻理解制造數字化的概念，尤其是對數字化轉型存在的風險，未能得到明確的定義，只是將數字化視為附加在信息安全、網絡、數據隱私中固有的風險驅動因素。

部分工廠將數字化風險作為戰略執行風險，對更加精細運營風險沒有明確的定義。另外缺乏對數字化風險更多關注的原因，在于數字化專業人員不足，如職能部門人員依賴“第六感”，而非結構化治理方法來管控風險。并且，風險的管控沒有明確界定，董事會、IT、戰略營銷部門都有可能成為風險管控首席官。根據國外的調查，33%的工廠由CIO負責數字化風險管控，12%工廠并未對風險責任進行明確界定。

數字化新興風險來源哪里？

多數工廠認為，業務與技術的融合，對傳統風險管理的影響日益增加。現有風險框架基于當今技術應用水平確定主要風險類別而建立。事實上，僅從一個角度，可能不足以評估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然而，數字化轉型的確進一步加大了這些已知風險的復雜性，數字化資產的不斷增加及第三方集成增加了其他網絡切入點，帶來了隱私和道德方面的問題，缺乏管控法規的情況下，工廠的數字化轉型很有可能被“滅頂”。

數字化渠道對不同客戶群存在欺詐風險，以工廠與客戶溝通渠道為例，數字化轉型后，原本的溝通渠道會被代替。這個過渡期間，也是詐騙人員下手的時機；工具類風險，工廠數字化轉型，必有許多軟硬件工具支持。使用第三方提供的工具，在法律法規未完善之際，用于代碼部署的自動化控制平臺的數據存在被出賣的風險；變革延遲風險，廠商負責人希望數字化技術應用到生產環節，但往往某些內部限制因素而無法得以實施，數字化轉型時間滯后，造成轉型成本的增加；企業文化和體系架構風險，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架構不斷演變，而工廠自動化程度、報告體系以及管理架構未能匹配，將很大程度影響工廠的交付能力。

缺乏人才是最大的風險

盡管數字化轉型圍繞著技術，但人才的影響也一直被討論。工廠能否利用人才資源，決定數字化轉型成敗與否。人是企業工作的核心，讓合適的人擔當角色至關重要，而能否控制管理風險的人才更加重要。

在日益錯綜復雜的環境下，重新審視技術風險管理人員刻不容緩。技術不斷進步、變革步伐加快的挑戰，均導致管理技術風險日趨復雜。為此，領導層務必清楚團隊能力，能否勝任數字化工廠風險管理。

調查顯示，在招聘技術風險崗位，最重要的要求是技術與業務經驗，并且在此基礎上的特定技術經驗和敏捷思維解決問題能力愈發重要。因為傳統的風險管理人員技能，需要擴展到更加重視技術和商業能力方面。作為數字化轉型的工廠，一是需要明確需求，有助于正確渠道找到人才；二是設置靈活崗位，對員工必須具備的風險管理經驗進行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