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這個差距還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拉開。

　　深圳東莞這些的珠三角城市，雖然擁有中國最多最強(華為、OPPO、vivo等)使用芯片的客戶，也擁有極強的財政實力和優越的營商環境。

　　但讓人非常意外的是，過往數年的時間，芯片半導體企業和人才，仍舊源源不斷地向長三角趨之若鶩。

　　《灣區經濟評論》認為：芯片產業的競爭，看上去是技術和資金之爭，但更準確地說是一場文化之爭。

　　但，誰都沒有想到，恰恰是文化，才是一道最難逾越的鴻溝。

　　一

　　一組數據，看看珠三角跟長三角的芯片產業差距有多大。

　　芯片產業大致分為芯片設計和芯片制造。

　　在設計領域，因為曾經深圳75%的芯片設計產業都來自于華為海思，所以過去幾年的芯片設計排名中，深圳在國內遙遙領先。

　　然而隨著華為海思被美國限制打壓，深圳的芯片產業已經一落千丈，2021年比2020年腰斬了46%，排名也直接下滑到了全國第三。

　　雖然珠海，香港，廣州等城市有較大漲幅，但相比起龐大的總量來說，可以說是微不足道。

　　更糟糕的是，不少優質火種已經準備遷往長三角?，F在有不少傳聞稱華為海思將遷往上海青浦。而現在正在投入巨資自研芯片的珠三角知名消費電子OPPO、vivo，也都是在上海設立了半導體研發部門。

　　反觀長三角的芯片設計行業，芯片設計銷售額前五的城市中，長三角就占了三家，分別是上海，杭州，無錫。

　　在銷售過億的企業數量來看，長三角的城市也已經超越了深圳。之前寂寂無名的南京，已經在2021年以52家的成績，成為全國第一。

　　如果說在芯片設計產業，珠三角還有一些競爭實力，那么在芯片制造方面，長三角的實力已經對珠三角形成了碾壓之勢。

　　以上海為例，張江、漕河涇兩大高科技園區的展訊、銳迪科、鼎芯、瀾起、中微、先進、貝嶺、華虹、中芯國際和復旦微電子一系列企業，已組成了一個包括中央處理芯片(CPU)、圖形處理芯片(GPU)、影音多媒體芯片、存儲芯片、顯示器件等開發、代工制造、測試封裝以及架構設計的一攬子解決方案產業集群。

　　展訊通信已發展成為中國市場第三大、也是本土最大的手機內核開發商;中芯國際已發展成為僅次于臺積電、三星和臺聯電的全球第四大微電子代工制造商;中微則是國內最大的IC設備開發制造企業。

　　時至今日，珠三角拿得出手的芯片制造，只有中芯國際在深圳設立的兩條產線，和剛剛誕生不久的粵芯。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芯國際是在上海成立了14年之后，才在深圳設立了第一條產線。

　　另一面，長三角芯片優勢的背后，是幾乎形成壟斷優勢的人才密度，全國大約有40%的集成電路產業相關人才在上海，從業人員已超過20萬人。

　　換句話說，在消費電子時代一騎絕塵的珠三角，如今的內核和解決方案，基本依賴長三角的供應。

　　珠三角，確實已經“芯”酸至極。

　　二

　　為什么芯片商人和人才，獨愛上海和長三角呢?

　　《灣區經濟評論》在調研后發現，有一個核心因素左右芯片產業人才的投資和遷移，但卻幾乎被所有人忽略，那就是：文化。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長三角在芯片產業上跟珠三角拉開差距的關鍵時間，是在90年代末。

　　芯片是個舶來品。

　　60-70年代由大洋西岸美國德州儀器和仙童半導體等公司發明，后來在80年代，隨著中國臺灣的人才在這些大公司學成歸來，臺灣半導體行業蓬勃發展，并一改英特爾和三星等公司芯片設計和制造一體化模式，將芯片設計和制造分開，即臺積電代工模式。

　　90年代，由于成本需要，臺灣半導體開始產業向大陸西進。當時，中國大陸的珠三角、環渤海灣地區均竭力想要吸取這部分IT投資。

　　當時的深圳市長就公開宣稱，“廣東和深圳是中國IT產業的中心地區，占全國IT產業生產和消費能力的三分之一，然而廣東和深圳在IC的前工序生產方面幾乎為零，這與該地區已形成的IT生產加工能力極不相符”。

　　然而在2000-2002年，京滬深蘇等城市瘋搶臺灣IC前工序工廠西遷大陸項目中，大部分臺資芯片代工廠選擇了上海和蘇州地區，深圳這樣的珠三角城市，幾乎一無所獲。

　　這場芯片招商浪潮的失敗，則直接導致了珠三角在接下來的芯片產業中缺乏基礎，步履蹣跚。

　　長三角在芯片領域上，獲得了足夠的時間窗口和先發優勢，并在今時今日，形成了馬太效應，不斷將優勢擴大。

　　半導體企業不選擇珠三角，確實是個讓人詫異的現象。

　　論半導體的客戶，珠三角在過往三十年的產業發展中，誕生了大量在國際上富有競爭力的消費電子品牌，如今全球手機排行榜中，華為，OPPO、vivo均已是全球前五，每年起碼5億臺設備需要使用到各式各樣的半導體。

　　論工業土地儲備，如果說深圳已經捉襟見肘，那廣州，東莞，珠海等城市，均有著大量的工業用地;論財政實力，深圳廣州GDP排名全國前四，國資實力不斷崛起，也不太可能出現資金不足的狀況。

　　論營商環境，珠三角的城市，對商人，創業者來說也算是友好。

　　硬實力比拼沒有差距，那問題只能出在軟實力上。

　　眾所周知，芯片產業相比起消費電子產業，需要的資金量更大，需要的人才密度更高，需要的時間周期更長。

　　對于資本，技術和人才來說，擇一城的機會成本就顯得非常大。因為這極有可能未來大半輩子都在這座城市生活工作和投資。

　　所以，相比起來金融，互聯網、低端制造業的產業遷移，文化對于人才資本的抉擇極為關鍵。

　　三

　　早期來自臺灣的芯片人才，偏愛長三角，不喜歡珠三角。這是由兩方面造成的：

　　一方面，芯片人才對錦繡江南，確實有著不可改變的歷史情節。另一方面，珠三角的文化底蘊和文化氛圍，不論在過去，還是在當下，確實大大落后于長三角。

　　《灣區經濟評論》整理后發現，當時中國臺灣最頂尖的芯片人才，其祖籍大多來自江南。

　　如：

　　潘文淵，“臺灣半導體之父”，江蘇蘇州人。

　　張忠謀，全球芯片代工之王臺積電的創始人，浙江寧波出生。

　　張汝京，中芯國際創始人，出生于江蘇南京人。

　　王兆振，臺灣工研院院長，江蘇常州人

　　康寶煌，臺灣電信研究所所長，浙江嘉興人。

　　也許是對家鄉的懷念，也許是報效家鄉的情懷，總而言之，長三角的人才在歷史的耦合下，為臺灣建設了半導體產業，同樣的，也在臺商投資大陸的大浪潮下，反哺于長三角。

　　如果說歷史的耦合不可改變，那么實際狀況下，長三角的文化魅力也確實遠遠勝于珠三角。

　　比如2000年左右的時間，中芯國際公關部管理師黃貴美就曾提到，中芯國際深受上海文化，所以在上海設廠：“上海雖沒有悠久的歷史，但上海有獨特的文化?！?/p>

　　當時的媒體評價，無論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還是外國列強、國內商賈，各方在上海都沒有絕對的權威，如何相互共處成為棘手問題。這時，規則就顯得非常重要，大家只能通過平等談判得來的契約關系來維系各自的商業利益。因此，上海人最守規矩，講究按規則辦事。

　　所以，上海在權威上的真空，輕松、戲謔、玩世，讓小資產階級情調在上海大有市場。

　　各國人、各地人都能在上海找到與自己相親近的文化，有了這種“大同”的感覺，也就擁有了一種可貴的平等。

　　再加上，張愛玲與白先勇等文學大師，精心營造的“江南神話”，讓包括臺灣在內的全球頂尖人才在長三角的文化跨越，較之他們在任何地方都要簡單。

　　另一方面，上海與臺北氣候的驚人相似，也在客觀上給予眾多臺商賓至如歸的感覺。當時幾乎所有臺商都認為北京太冷，廣州太熱，成都太潮，西安太燥......惟有上海，最適宜創造事業，享受生活。

　　四

　　很難說，吸引高端人才的文化到底是什么?

　　但我覺得，這肯定不會是急功近利的搞錢文化，鋼筋水泥高樓大廈的建筑文化，更不會是密集流水線的小工廠主文化。

　　一個詭異的現象是，筆者有一些從外省遷移到深圳的文化媒體朋友，在來到深圳之后，總是不適應，甚至幾年后又回到了北京上海。

　　另一個現象是，筆者曾經走訪浙江紹興越城，發現多個知名公司的分廠都在當地設立。

　　紹興越城，9.09平方公里古城范圍內有名人178人，包括勾踐、王陽明、秋瑾、魯迅等名人輩出。

　　當地一個招商負責人說，他們發現許多芯片人才，非常喜歡到這樣有文化的地方工作，有時候不一定是這些工科男喜歡，而是他們的妻子喜歡。

　　珠三角曾經在過去三十年的速成產業中(如代工，貿易，金融等)，憑借實干和效率領先于全國。但在下一個基礎研究，芯片等更高等級的競爭中，厚積薄發的長三角開始呈現了深圳東莞們難以逾越的優勢。

　　這是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話題。

　　因為，相比起其他行業，芯片不是短期逐利，芯片也不是純粹的政治，它是一場創新和耐心的比拼，所以輕松幽默的氛圍，應該成為它永恒的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