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智能制造也是一種新的發展理念的體現，即由粗放占地的傳統制造業發展模式轉換為土地資源節約型的智能制造業的新型發展模式。“智能制造業依靠的是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等，可以采用線上與線下、跨區域等協同生產模式，而不是土地、勞動等生產要素的簡單增加。因此，大力推進智能制造業，在相當程度上會改變現在的這種依靠土地財政、依靠房地產的模式。”劉正山表示。

　　劉正山分析，智能制造同樣需要平臺，需要搭建創意的平臺、生產的平臺、銷售的平臺等等，可以是綜合的平臺，也可以是單一平臺，比如創意平臺。因此，智能制造業不能只盯著第二產業，應該跳出來，放寬視野，比如第一產業的土地就可以作為平臺，把三次產業都整合起來土地不僅僅是用來種糧食，可以劃出不同的區域，有的種糧食，有的種菜，有的育種，有的搞深加工，有的也可以搞廠房等等，這樣就可以實現三次產業一體化發展。

　　劉正山認為，智能經濟對宏觀治理的挑戰可能在三個方面。第一、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比如目前東南沿海的智能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快速中西部。雖然“東數西算”主要針對數據安全、能源消耗等方面考慮，但是對西部相應區域并不能帶來明顯的經濟拉動作用。隨著智能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東中西、東北這種區域經濟的格局可能會加深，區域經濟差距有可能進一步拉大，對東北經濟振興、西部經濟開發等帶來挑戰。

　　第二、當前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與智能經濟有一定的距離。智能經濟涉及到各方面跨界的融合，也涉及到各方面的數據開放和共享，但是目前的體制依然存在相當程度的條塊分割，對產業融合、數據共享等帶來挑戰。

　　第三、政府與市場關系、政府與企業關系等方面可能會面臨一些挑戰。我國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非常正確。實際上，智能經濟時代企業創新不斷，虛擬企業、遠程制造等新形態不斷出現，市場競爭的形式更加復雜。“在此情況下，更要防止的是政府失靈，而非市場失靈。政府應該更好的做好服務，與市場主體做好協同治理;要確實讓市場真正起決定性作用。”劉正山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