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受國際金融風暴侵襲的“重災區”——紡織服裝業出口呈現回暖跡象。4月24日，《紡織工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出爐，對紡織業而言，如同一劑“強心針”，亦給資本市場留下了遐想空間。但5月7日閉幕的第105屆廣交會，又分明讓人感受到寒意尚未退去——數據顯示，服裝及衣著附件成交16.2億美元，同比下降15.2%；紡織品成交16.1億美元，下降7.9%。 1 紡織出口陰晴難辨 　　5月8日，紹興縣城柯橋最低氣溫僅13度，晨起感覺神清氣爽;及至正午，氣溫突然竄到33度，酷熱難擋。 　　氣溫的劇烈波動，恰如紹興縣支柱產業——紡織業所經歷的跌宕起伏。全國十強縣之一的紹興，紡織業年產值超千億元，已基本形成從PTA原料到織造、家紡、服裝的完整產業鏈，并擁有亞洲最大的紡織品集散中心——中國輕紡城，被稱為“托在一塊布上的城市”。去年9月開始，紡織業“大佬”華聯三鑫和江龍控股因資金鏈斷裂相繼停產，一些獨木難支的中小紡企也關門歇業，紹興紡織業頓時險象環生。 　　如今，陰霾正在逐漸散去。8日、9日兩天，記者在中國輕紡城內看到，現場人氣有所復蘇，不少國外客商穿梭其間，與攤主討價還價，多數隨身帶著翻譯，有的則操著熟練的中文親自上陣。統計顯示，今年一季度，中國輕紡城成交額達153.25億元，同比上漲5.1%，其中出口企業539家、出口額2.5億美元，同比增長18.2%。紹興縣統計局數據亦顯示，一季度，該縣規模以上大紡織業完成工業產值223.95億元，雖同比下降5.8%，但2、3月當月產值分別增長2.9%和3.6%，增速出現回升。 　　5月8日至10日，歷經十載、被視為紡織品面料“晴雨表”的紹興柯橋國際紡博會如期舉行。組委會數據顯示，入場專業采購商共有18193人次，比上屆增長50.3%，其中境外采購商2666人次;3天成交額33.59億元，較上屆增長7.7%。 　　“今年以來的業務量還算穩定，每月銷售額在80萬美元左右。”生產里料的輕紡城商戶——紹興永俊紡織品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施建海對記者說，去年8月到年底，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公司的外貿訂單量曾急劇萎縮至30萬美元/月，今年才開始逐漸回升，目前訂單已排到2個月后。“不過，后期走勢如何心里沒數。” 　　如同施建海的感受一樣，紡織業前景陰晴依然難辨。今年3月，我國紡織服裝出口同比和環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結束了連續數月的負增長態勢，被視作觸底反彈的信號。但就在紹興紡博會之前的5月3日-7日，廣交會三期紡織服裝類的成交數據卻難言樂觀——服裝及衣著附件成交16.2億美元，同比下降15.2%;紡織品成交16.1億美元，同比下降7.9%。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系列調研顯示，由于歐美客商進一步壓價，今年1-2月，企業訂單量同比減少20%-30%，訂單的價格普遍下降20%以上。“很難說紡織服裝的出口已經觸底。”紡織商會副會長王宇在廣交會期間稱。 　　中國首個紡織指數——“柯橋·中國紡織指數”顯示，紡織外貿價格指數從去年9月的121.87點一路下滑，今年4月末已跌至67.68點;外貿景氣指數去年9月為1877.03點，到今年1月急跌至902.42點，此后幾個月出現小幅回升，4月份已攀升到1028.33點。 　　多家紡織企業的回饋信息顯示，雖然目前外貿訂單量在增加，但客商對價格變得異常敏感。“以前注重質量的歐美客商也開始討價還價，下的單子多是3-4元/米的便宜里料，以往熱銷的20元/米的高檔里料少有問津。” 施建海說。 　　臺企量子紡織企業有限公司的副總經理張孟博，浸潤珠三角外貿行業20多年，今年首次來到紹興洽談采購。“海外客戶現在的第一句話是：‘價格能不能再優惠一點?’”他對本報記者說，雖然珠三角具備了完整的紡織品產業鏈，但眼下客商對價格特別敏感，使他不得不“北上”尋找性價比更高的供應商。張孟博表示，廣東紡企的外貿銷售額普遍同比下降30%左右，壓力很大。 　　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主動出擊成為紡企和采購商的共同選擇。紹興縣紅綠藍紡織印染有限公司銷售經理肖建耀今年排定的參展“路線圖”是：2月巴黎→3月上海→5月柯橋→7月深圳→9月巴黎→10月上海……至于對未來形勢的判斷，肖建耀的回答跟很多企業一樣：“說不準。” 2 紡織業重新定位添信心 　　作為浙江省盈利總量最大的工業行業，該省紡織業利潤占全國同行業的27%，居第一，占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利潤總額的16.9%。擁有產業集聚優勢的紹興，又是浙江紡織業的倚重之地。 　　但長期以來，“一流的設備，二流的產品，三流的價格”，成為紹興紡織業的真實寫照。由于當地紡織業基本以生產鏈形式嵌入全球價值鏈，主要集中于成品的生產過程，而化纖原料、紡織機械等主要靠進口，高附加值的設計和品牌運作能力較弱。 　　在中國輕紡城內，一家里料供應商的負責人指著1塊灰色條紋的里料樣品對本報記者說，這種里料的出廠價是每米5元人民幣，外商買去多用于西服的里料，每件西服用到的里料不過幾米，但成品西服可以賣到幾千到幾萬元人民幣一套。“有一位美國客戶曾特意帶來一套使用了我們里料的西服，并告訴我這套西服在美國的售價是10萬元人民幣。”聽到這句話的時候，他既驚訝又無奈。 　　“從紡織產業的‘微笑曲線’而言，紹興紡織業處于曲線的‘下頜’部位，也就是處于價值鏈的低端。”紹興市經貿委相關人士坦言。如中國的其他輕工類產品一樣，依靠成本優勢薄利多銷，成為眾多中小紡企唯一的生存之道。但去年以來，由于匯率變動、原材料成本上升、外需減少等多重因素，紡織業利潤急劇壓縮，處于微利狀態。紡織大省浙江直面考問：紡織業是否已淪為夕陽產業? 　　這一困擾整個紡織業的懸疑隨著《紡織工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出臺才解開。在《規劃》中，紡織工業被定性為國民經濟的傳統支柱產業和重要的民生產業，以及國際競爭優勢明顯的產業，在繁榮市場、擴大出口、吸納就業、增加農民收入、促進城鎮化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鮮為人知的是，《規劃》與紹興企業家浙江富潤（5.84,-0.14,-2.34%）集團董事長趙林中的一項建議有關。去年底，已感知紡織業危局的趙林中向全國人大發去了題為《應從民生的高度定位紡織產業——關于對促進紡織行業發展》的建議，要求從民生的高度定位紡織業。“救市先救紡織，救紡織就是救農民”。他的建議被送呈溫家寶總理并得到批示，有關意見在振興規劃中得到采納和體現。 　　“紡織行業地位的提高，讓我們增添了信心。”趙林中說，去年困擾紡織行業的首要問題是資金，今年則主要是市場問題。“我們要改變自己，還要留意全球的市場變化。市場有了，政策有了，要扎實地活著。” 　　對紡織第一重鎮紹興而言，上層的政策信號無疑是場“及時雨”。今年2月，紹興縣縣長馮建榮在全縣經濟工作會議上表示，如果說去年11月國務院出臺的促進輕紡工業健康發展的六條扶持措施是“冬天里的一把火”，那今年2月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的紡織工業調整振興規劃就是“報春花”。“恰逢立春，這預示著紡織產業的又一個春天來了，給我們帶來了信心。” 　　紹興縣政府一位官員對本報表示，紹興也曾出現過關于紡織業是否是夕陽產業、落后產業的爭論，尤其是在去年個別企業資金鏈斷裂、宏觀環境不景氣的背景下，這樣的爭論更為激烈，有些企業“用腳投票”選擇了退出。“從這一意義上講，振興規劃對紡織業的明確定位，無形中平息了這些爭論。” 　　在《規劃》正式公布前10天，紹興縣《加快紡織產業集群升級行動計劃》緊急出爐，提出建設國際性紡織制造中心、國際性紡織貿易中心和國際性紡織創意中心三大目標。該計劃期限與《規劃》一致，也是2009—2011年，目標也與之吻合，“實現從紡織大縣到紡織強縣的根本性轉變。” 　　紹興市發改委的一季度經濟運行分析稱，根據調研，今年以來，在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的激勵下，特別是紡織產業重新定位后，紹興眾多紡織企業在寒冬中感到了政策的溫暖，企業的發展信心逐步恢復。“紡織服裝等產業由于剛性需求和反周期效應等的存在，繼續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大。” 　　但報告也直陳紡織業遇到的新問題：一是，今年以來，韓國、新加坡、越南、日本等亞洲國家貨幣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則相對穩定，因此實際上人民幣處于升值狀態，產品的成本優勢正在不斷弱化;二是，美國、印度等國家為維護本國企業利益，正不斷增設進口門檻，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貿易摩擦更加頻繁。“因此，在多重不利因素沖擊下，出口形勢不容樂觀。” 3 后續政策有待“落地” 　　紡織業最艱難的時刻過去了嗎? 　　較為樂觀的投行報告判斷，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1-2月“也許是此輪調整最黑暗的日子”，預計從今年底或2010年初開始，隨著內外部實體經濟的逐步恢復，行業景氣有望從底部逐步上升。但更多投行的分析顯示，《規劃》并無太多實質性利好，國際金融危機仍在持續，紡織業的前景依舊不明朗。 　　紡織企業對《規劃》的解讀更微觀和現實。 “繼續提高紡織品服裝出口退稅率”的直觀表述，自然逃脫不了他們的眼睛。據測算，出口退稅每提高1個百分點，中國紡織業就能增加50多億元利潤。但實際上，目前稅率上調的空間僅剩1個百分點——自2008年8月1日起，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已連續4次提高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從11%增至16%，而出口退稅的上限是17%。 　　雖然也期待“最后1個點”的提升，但紡企的感受其實并不強烈。“每次只提1個點，都已經麻木了，效果不明顯。”施建海表示，即使提了稅率，外商也會據此壓價，利潤并無提高多少，“只是增加了與外商的議價空間。我們最關心的是，有什么具體的政策落地?” 　　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副會長孫瑞哲對本報記者表示，紡織業振興規劃的出臺無疑是利好，但目前《規劃》僅僅是指明了紡織業的發展方向，并沒有明確出臺政策，“后續的政策值得期待。” 　　第一紡織網總編輯汪前進也認為，振興規劃的利好不會立竿見影，政策進一步落實需要3-6個月。 　　相比具體的政策，孫瑞哲則更關注《規劃》涉及的4個方向性調整：一是商業模式需轉變，如中心城市的紡織品市場應從批發向零售轉變，發展電子商務平臺等;二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包括產品結構和區域結構，如產業用的纖維消耗比例要從目前15%提高到19%，布局從沿海向中西部轉移;三是公共服務提升，建設面向中小企業、功能完善的公共服務平臺等;四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如重視環境保護、改善勞資關系等。 　　在金融危機依舊、國外需求減少的背景下，“進一步擴大國內消費”亦是《規劃》的重要內容，但“由外轉內”的轉型之路并非坦途。“外銷的生意好，利潤高，業務相對穩定。內需市場相比不夠成熟，從外銷轉做內銷重新爭奪市場，競爭激烈。”中國紡織信息中心副主任伏廣偉說，這是很多企業不愿轉做內銷的原因。 　　做外銷的施建海坦言，自己不愿意轉做內銷。“內銷需要在國內設點，成本高昂。而且內銷模式上下游普遍存在欠款現象，風險較大。”他說，去年底以來，一些外貿企業紛紛轉做內銷，結果是加劇了內銷企業之間的競爭，行業利潤變得更薄。 　　對大企業而言，市場“轉向”則是順理成章之舉。當地龍頭企業——浙江天圣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去年9月著力進行市場調整，外貿占比已從原先的60%下降為目前的30%。“雖然內銷競爭激烈，但消費市場潛力巨大。”公司副董事長章國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