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近幾年電力供需形勢最為緊張的一年，電力缺口總量可能超過歷史上最嚴重的2004年。”在5月23日國家電網公司召開的迎峰度夏安全生產電視電話會議上，國家電網公司副總經理帥軍慶如是說。

　　實際上，今年3月份以來，我國多地就已經出現淡季“電荒”現象。浙江、湖南、重慶、貴州等地均不同程度呈現用電緊張態勢，一些地區相繼采取限電等措施。隨著夏季用電高峰將至，如不采取有效措施，“電荒”愈演愈烈恐難以避免。

　　往年季節性缺電問題為何今年提前來襲？面對火燒眉毛般的“電荒”困境又需要采取哪些短期和長期應對之策？

　　10省供電緊張 煤電價格倒掛為誘因

　　據帥軍慶預測，隨著6月份全國將進入用電高峰，僅國家電網負責的26個省份經營范圍內電力缺口就將達到3000萬千瓦左右，其中，京津唐、河北、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河南、江西、重慶等10個省級電網將出現電力供需緊張局面。目前，部分地區已經開始對工業用戶實行限產限電。

　　之所以今夏“電荒”提前到來，帥軍慶認為主要存在四點原因。一是長期以來，我國電力發展以就地平衡為主，能源配置過度依賴輸煤。山西、陜西和內蒙古西部煤炭調出區的輸煤輸電比例為20∶1，華東煤炭調入區的輸煤輸電比例為48∶1，輸電比重明顯偏低，帶來運力緊張、煤炭價格快速上漲等問題。二是跨區電網建設滯后，跨區輸電能力不足，東北、西北電網富余電力難以支援華北、華東和華中電網。三是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漲，遠高于電價調整幅度，造成火電企業“發電越多，虧損越大”，發電意愿不斷下降。此外，高耗能產業“抬頭”也是用電增加的重要原因。

　　雖然當前洶涌而至的“電荒”有多方面原因，但煤電價格倒掛被認為是直接觸發因素。據國家電網公司統計，2003年以來，秦皇島5500大卡煤炭價格累計上漲超過150%，而銷售電價漲幅僅為32%。特別是近年來煤價不斷攀升，而電價基本未漲。許多火電企業電煤的成本從占運行成本的50%至60%，上升到近70%，而按目前煤炭價格增長速度，這一比例今年有可能會接近80%，導致發電企業虧損嚴重，從而影響其發電積極性。

　　國家電監會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全國五大發電集團火電三年虧損600億元。盡管發改委已于4月份上調了全國16省上網電價，但仍遠遠無法彌補電煤價格輪番上漲給企業帶來的成本增加。據國家電監會總監譚榮堯透露，1至4月份，一些地方出現缺煤停機現象，全國日最大缺煤停機達980萬千瓦，相當于一個重慶的發電裝機容量。

　　而與此同時，在一些電煤基地卻出現寧愿賣煤也不愿發電的怪象。

　　電價上調實屬無奈之舉

　　據報道，日前發改委已低調上調了江西、湖南、貴州三省的火電上網電價。之所以“低調”，是因為擔心電價上調引發新一輪電煤價格上漲。

　　不過，對于此次針對三省火電上網電價的調整，林伯強認為，單單調幾個省可能會帶來博弈，并可能導致更多的省缺電。

　　事實上，我國火電企業上網電價不平衡十分嚴重，區域性調整已勢在必行。但在目前通脹壓力很大、政府將控制物價上漲作為重中之重的情況下，電價作為價格鏈條中舉足輕重的一環，其微小變化都將帶來進一步的連鎖反應。因此，政府對其進行價格調整必然慎之又慎。但另一方面，“壓低能源價格如果導致缺電油荒，會增加經濟運行成本，對通脹造成壓力。最終還是大家買單，只不過是間接地，而且可能更多。”林伯強說。

　　當前嚴峻的客觀現實是，“電荒”的蔓延已經影響到了經濟正常運行，甚至開始波及居民日常生活。因此，兩相權衡下，電價上調為無奈之舉。

　　而近期電價上調由于只涉及上網電價，實際上是電網企業承擔了火電企業的成本上漲，但除非政府對電網公司進行補貼，否則后者的成本壓力遲早要向終端用戶釋放。這意味著，終端銷售電價也將面臨上調。對此，專家表示，如果迫不得已調整銷售電價，應首先上調工業電價，而居民電價則以階梯電價方式解決。

　　“電荒”短期內恐難以避免

　　對于今年“電荒”的提前出現，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有關負責人表示要客觀分析，“電荒”有季節性荒、區域性荒和結構性荒。季節性荒年年存在，區域性荒天天存在。目前“電荒”的復雜性在于，三種情況交織在一起了。

　　在今年“電荒”成因中，值得注意的是，去年迫于節能減排達標壓力而受到抑制的高耗能產業產能集中釋放。一季度，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業的用電增長對全社會用電量的貢獻率超過三成。高耗能產業“抬頭”成為用電增加的重要原因。“這說明我們反復強調的‘轉方式調結構’還遠未到位。”上述人士說。他認為，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追求難以抑制；同時，高耗能行業短期內也很難擺脫掉并人為抑制，由此決定了“電荒”短期難以避免。

　　盡管上調電價對于緩解當前迫在眉睫的“電荒”有一定作用，但專家認為，在電力市場化改革不到位的情況下，切實推進“透明的”煤電聯動或是進一步解決煤電矛盾的有效手段。而從長期來看，根本的解決辦法還是市場化的價格機制改革。“由于市場機制缺位，常常迫使我們在短缺的時候采取非市場的手段，導致更大的扭曲和更多的成本。”林伯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