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大大小小的能源合作社組織有八百多家。這種當地居民自主式經營、共同參與能源投資的獨特方式，預示著德國能源轉型絕不僅是技術轉型，而是能源擁有者的轉型，這為中國的能源改革、投資提供了新的啟示。

　　從商業的角度說，能源合作社解決了德國專業機構可再生能源開發資金不足的問題。

　　為什么不買下整個柏林電網？

　　“為什么不買下整個柏林電網?”柏林市民、可再生能源的堅定倡議者路易絲諾伊曼-科塞爾(LuiseNeumann-Cosell)正在組織一個龐大的收購計劃——她希望能和其他德國公民一起，從能源巨頭大瀑布電力公司(Vattenfall)手里奪回柏林電網的控制權，改由公民自己擁有的柏林能源合作社運營。

　　與這筆大交易看起來不相符的是兩位女性領導者的年齡。身材清瘦、戴著鼻環的諾伊曼-科塞爾只有28歲，她的另一位搭檔阿爾溫克萊爾(ArwenColell)也才27歲。此前一直從事反核運動的兩人想要成功收購柏林電網，意味著她們至少需要向社會籌集電網資產估值的20%，即2億歐元資本金。

　　據諾伊曼-科塞爾介紹，德國這樣大大小小的能源合作社組織還有八百多家。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執行主任陶光遠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德國能源合作社是發端于農業、銀行等領域的合作社制度在能源領域的又一應用。

　　所謂合作社，根據德國《合作社法》規定，合作社必須由3名以上社員按自愿互助、自我管理和自負盈虧原則成立。合作社一經登記便取得了法人資格，組織結構與通常的股份公司基本相同，也實行董事會、監事會和全員大會分權制。與股份制公司不同的是，首先合作社不以盈利為目的;其次，社員權利不以出資多少為依據，而是無論出資多少，均實行一人一票制，這在制度上保證了合作社組織里公民的參與度。

　　2014年6月16日，柏林能源合作社宣布，經過多輪競標，在眾多能源企業中代表柏林市民利益的能源合作社已成為10家競標者中的最后三個候選人之一。

　　“我們的希望非常大，三家競標者中有柏林市政府背景的企業和我們站在一起，實際上就是我們和大瀑布電力公司的角逐。”在柏林亞歷山大廣場附近的一個會議室里，諾伊曼-科塞爾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柏林市當局將在今年底做出最終的決定。

　　支持者共同的目標，即督促電網公司采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電力。

　　2011年，德國啟動實施“能源轉型”戰略，決定關閉境內的所有核電站，并在2020年將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提高至35%。據德國《明鏡周刊》，目前首都柏林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僅約為1.4%。

　　在諾伊曼-科塞爾看來，正是由于現有電網公司維護既得利益，才繼續依賴煤炭。“但如果電網掌握在柏林市民手里，他們就不再有任何借口不購買可再生能源電力了。”

　　柏林電網的特許經營權每15-20年就會招標一次，任何人可以購買和管理，大瀑布電力公司將于2014年底到期的經營權為普通公民的參與提供了機會。

　　挑戰能源巨頭并不容易。首先，大瀑布電力公司表示，自己過去十多年的經營并無任何問題，作為一家能源公司，自己比合作社擁有更為豐富的經驗和技術實力。

　　在擁有1400名員工的柏林電網面前，僅有1名全職員工(諾伊曼-科塞爾本人)的柏林能源合作社顯得頗為單薄。“我們的確需要跟金融機構、能源管理公司合作，還需要法律、財務、傳播等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士。”諾伊曼-科塞爾說，其團隊已擁有四十多位志愿者，他們分別來自不同行業，“但都是說好成功后才能給他們薪水”。

　　更為重要的是資金。最新一輪融資后，諾伊曼-科塞爾已募集了1000萬歐元，但這距離成功仍有很大距離。“如果收購進展順利，公布后肯定會有更多人參與，我們現在還沒有財力做廣告。”諾伊曼-科塞爾認為柏林電網每年約1億歐元的盈利，對每個市民來說都是不錯的投資機會。

　　八分之一人口成為生產商

　　讓普通市民得以發起柏林電網大收購的重要條件，是德國能源轉型過程中重要的能源合作社制度。

　　“這涉及德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合作社制度在德國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陶光遠對記者說。

　　跟首都柏林募資達數千萬歐元且以收購電網為目的的大規模合作社不同的是，絕大多數德國的能源合作社以中小型規模為主，他們多位于中小城鎮甚至農村，以新能源發電為主。

　　在六百多公里之外的德國南部小城埃騰海姆，當地居民約爾格布洛德(JorgBlod)運營著一個擁有140戶當地居民的小型埃騰海姆能源合作社。2011年，埃騰海姆能源合作社成立，同時進入合作社監事會的還有埃騰海姆市長和銀行業代表，最初募集的資金為20萬歐元。

　　過去三年，約爾格布洛德通過陸續籌集的33萬歐元在當地成功建設了6個屋頂太陽能發電系統，產生的電力全部賣給當地電網，合作社成員根據出資多少享受投資收益。這使埃騰海姆的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達到了10%，當地的目標是將這一數字提到40%。

　　對當地居民來說，這些位于當地的太陽能投資項目“看得見摸得著”。德國社民黨議員烏利尼森(UlliNissen)說，人們自己投資新能源自己用，任何人都不會抱怨噪音污染等情況，減少了產生社會沖突的可能性。

　　埃騰海姆所在的德國南部黑森林地區是德國能源合作社最早的興起地之一，早在二十多年前，這一地區的居民就通過合作社形式進行新能源發電嘗試，除了太陽能之外，還有風力發電場和小型生物質發電站等。

　　據記者了解，在人口僅八千多萬的德國，目前已有1000萬人口通過投資成為新能源電力生產商。如果加上他們的家庭，德國已經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參與到能源轉型。

　　德國綠黨環境委員會主席巴貝爾霍恩(BarbelHohn)對記者表示，能源合作社為每個公民提供了成為新能源制造商的可能性，德國能源轉型絕不僅是技術轉型，而是能源擁有者的轉型，未來德國將變成公眾擁有能源的結構。

　　“私人屋頂、能源公司和能源合作社已經成為德國能源轉型過程中三種重要力量，合作社已經發展到一個不可忽視的比例。”陶光遠說。

　　從商業的角度說，能源合作社還解決了德國專業機構開發資金不足的問題。“最早很多項目開發商為了籌集資金，尋找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海外投資人，但后來就轉向了當地合作社。”德國拜爾能源集團董事長王學軍說，2012年德國光伏補貼進一步下調后，外國投資商利潤空間進一步下降，不以盈利為目的的能源合作社優勢進一步顯現。

　　利益反哺民眾

　　能源合作社的蓬勃發展正在挑戰大型能源企業的地位，“這等于是搶了他們的生意。”巴貝爾霍恩說，前一天聯邦議院的各黨派負責人才剛剛“吵了一晚上”，爭論的焦點在于，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的紅利，應該分享給用戶還是發電企業。

　　這主要源于過去幾年，電價飆升讓德國能源轉型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反對可再生能源的聲音，特別以大型工業企業為代表，他們認為，過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導致了電價飆升，應該放緩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速度。

　　有評論認為，德國過去由納稅人繳納的可再生能源補貼，最終是流到大型能源公司以及新能源發電站所在處的土地擁有者手中，其實質是將窮人的錢流到富人手中，而能源合作社則通過投資、獲得收益，實質又將錢回流到民眾手中，這是一種利益反哺。

　　以綠色和平為代表的非政府組織則是無條件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倡導者。綠色和平柏林政治事務代表處負責人托比亞斯(TobiasAustrup)說，他們在柏林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反對政府放緩新能源發展步伐。但他也表示，目前德國在可再生能源議題上的博弈，已經分化為大型工業企業和可再生能源支持者的兩派，“一開始民眾是跟我們一起，但是現在開始搖擺”。

　　在陶光遠看來，能源合作社這種當地居民自主式經營、共同參與的獨特方式，不僅解決了全體公民參與的問題，給中國的啟示還在于擴大了老百姓的投資渠道。

　　“從投資的角度，除了銀行存款，這給老百姓開辟了又一個新的投資種類，風險小，收益高，最終把利益分享給全民，而不是被少數人賺走。”陶光遠說，國內剛剛試水的眾籌光伏項目與能源合作社有部分類似之處，但仍需解決眾籌在中國的法律規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