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機器人開始成為中國經濟風頭正盛的新興產業類型,機器人企業獲得的政府補助正在逐年遞增。根據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報信息,沈陽新松機器人自2010年六年來共獲得超過4億補貼,從2011年的6000多萬迅速上升至2015年的1.2億,超過當期凈利潤的30%;南京埃斯頓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補貼占凈利潤比重從2011年的不到2%,攀升至2015年的68%。

從數控機床轉型為機器人的一些傳統企業,補貼更是驚人,比如上面提到的這家機器人企業,其2014年獲得的補貼是凈利潤的整整7倍。

這些補貼從何而來?從區域層面來看,補貼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層面,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地區。根據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的統計,2014年和2015年這兩年,一共出臺了77項地方政府支持機器人的政策。其中,創新研發補貼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區,額度一般為幾十萬;智能制造主要以集中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補貼額度為百萬規模,有的地區甚至達上千萬;市場補貼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區,額度一般為幾百萬。此外還有國家發改委主導的“首臺(套)”補貼政策等。

誠然,補貼對中國機器人市場的擴容作用不可忽視。并且,在補貼等各種扶持政策的幫助下,中國機器人產業鏈條基本形成,出現一批骨干企業,在各領域中低端市場有一定競爭力,并正在向高端市場挺進。但“過度補貼”引發的負面影響也很明顯,首先是大量不具備機器人研發實力和智能制造基礎的企業涌入,產業格局呈現“小散亂”.其次,產能的迅速擴大,助長了各地方政府做大機器人產值目標的沖動,加劇了區域間同質化競爭,反過來推動各地對補貼扶持政策更為倚重。

一些數據對比很能說明問題。截至2015年底,據機器人產業聯盟統計,全國在建和已建機器人產業園區達到42個。并且,各地在當年提出的2020年機器人產值規劃目標,加總之后已經遠遠超出工信部出臺的《機器人產業五年發展規劃》中提出的目標。

實際上,由政府推動的產能擴張與市場規律存在一定的背離。從政府角度看,出于發展經濟的考量,尤其是難得找到一個新的增長點,政策扶持已經呈現競爭性、同質化,典型的例子包括:“機器換人”計劃鋪開的面過大,在東莞、佛山、廣州等地比較集中;使用手段過于單一,主要以財政補貼為主,缺乏商業類保險機構的介入;對使用企業的認證、評定缺乏統一標準和技術能力,由此衍生出各種漏洞。

而從市場層面看,使用機器人的成本仍然高,在與攤薄的人工成本比較后,企業對機器人投資的回報要求很高;另外,目前中國整個宏觀經濟形勢不是非常理想,企業如果僅僅是替換人工,經濟效益并不明顯也不劃算,而如果上升到智能工廠層級,則需要整個系統層面上的應用,這方面技術仍不成熟。也就是說,市場發育自有其規律,政府的扶持固然重要,但不能違背規律揠苗助長。“過度補貼”導致的問題已經開始顯現。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在補貼政策制定前沒有做產業的深入調研,對市場容量、企業資質、技術應用領域等基本規律缺乏清醒認識,有時候甚至對外虛報產值規模和研發實力。再加上政府過度介入市場,在補貼發放上缺乏統一驗證標準和實地檢測程序,自由裁量權過大,資金使用監管不嚴格,很容易造成騙補套補、挪用資金、借機獲取廉價土地資源的行為。因此,機器人產業的補貼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規范各地做大產值目標和建設同質化產業園區的沖動,是一個需要研究的課題。否則一旦引發市場盲目樂觀,企業投資迅速擴大,則有可能令產能過剩的潛在風險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