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推進傳統能源清潔利用。全國政協委員、中電投副總經理、中電國際董事長李小琳在自己之前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了傳統能源清潔利用的新思路，即在大力發展清潔能源的同時，注重做好傳統電力能源的優化升級，通過實施發電優化，進一步挖掘其節能減排潛力，扭轉火電行業政策性虧損局面，恢復火電行業可持續發展能力。該觀點一經提出便引起了各方關注，本網記者就該問題對李小琳進行了專訪，希望能為行業政策和改革提供有益借鑒。

　　履行電力行業節能減排使命 要多管齊下不可偏記者：“十一五”期間發電企業通過“上大壓小”實現節能減排的潛力幾乎挖盡，進入“十二五”，發電行業該如何著手實現節能減排呢?

　　李小琳：發電行業節能減排，關鍵就是要做好發電優化，包括發電結構優化和發電運行優化。在發電結構優化上，一方面繼續大力發展清潔能源發電，另一方面要著力做好傳統能源發電的優化升級。進入“十二五”，發電行業大規?！吧洗髩盒　钡目臻g將逐漸縮小，非化石能源發電份額的上升還需要一個時間過程。所以我們在注重結構優化基礎上，要更加注重做好優化發電運行工作。而要做好這方面工作關鍵在于創新：結構優化依靠的是技術創新，運行優化依靠的是制度創新。當然在實際操作中要注意務實，不能一搞結構優化，就恨不得一個五年規劃期內就全換成清潔能源了，一搞運行優化就恨不得用一只統一的手將全系統一次性最優化了。要尊重現實、尊重規律。

　　做好傳統電力能源優化升級，盡快扭轉火電行業政策性虧損局面，恢復其可持續發展能力。

　　記者：我們注意到您連續三年的提案中，有一半以上都是關于新能源和清潔能源的，但近來您似乎越來越多地關注傳統電力能源的發展問題。

　　李小琳：新能源產業發展固然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但新能源在我國能源結構中所占的比重依然很低。當前和今后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由于技術開發、建造成本、自然資源等因素的制約，清潔能源在我國電力能源的比重大幅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結構的優化勢必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

　　我們應從國家經濟發展和電力能源的結構優化大局出發，綜合資源稟賦與歷史現實因素，進一步正確定位火電的發展。

　　通過強化政策法律支持、財稅、金融等多種方式，從新建和改造等關鍵環節，加速傳統電力能源的技術創新和優化升級，推動傳統能源的清潔高效利用，務實推進電力能源結構優化和節能減排，保障整個電力能源產業和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

　　記者：近年來，火電行業連年出現全行業虧損，這是否已經嚴重影響其優化升級和持續發展，對此您如何看待?

　　李小琳：火電行業的巨虧及其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值得注意。2010年全年火電企業虧損面達到43%，其中第四季度的虧損面高達60%以上。占全國一半發電量的五大發電集團“四盈一虧”，但是，盈利均得益于依靠非火電發電業務和煤炭、金融等非電產業支撐。行業虧損程度呈現繼續惡化的趨勢，隨之而來的潛藏的各種風險加劇，可持續發展能力已近枯竭，對安全保障的資金投入受到嚴重影響，安全穩定運行的風險持續加大，2010年下半年以來一些地區火電非計劃停運次數上升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信號。

      對此，我認為應該多管齊下，扭轉火電行業政策性虧損局面。包括啟動休眠已久的“煤電聯動”政策；盡快實施一些操作性強的改革舉措，包括前面談到的發電運行優化，一定程度減輕火電企業經營壓力；梳理電價形成機制，逐步解決“市場煤”與“計劃電”的歷史問題；以提升火電優化能力，促進整體電力能源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實施發電優化蘊藏著巨大的節能減排潛力。

　　記者：您剛才提到發電優化，包括發電結構優化和運行優化，對于結構優化，我們相對比較熟悉，而發電運行優化，這似乎是一個新鮮的說法，能否作進一步的解釋?

　　李小琳：簡單地說，發電運行優化就是指將電力需求總盤子，以計劃分配或市場配置的手段，完成初始安排之后，由發電企業在企業內部或在企業之間，在符合電力系統安全穩定的前提下，自主實施優化、調整、配置和交易，實現以最小的資源消耗和最少的排放滿足相同的電力需求的過程。其實質是從單臺機組的優化運行，擴大到盡可能大范圍機組的聯合優化運行。

　　發電優化分為內部優化和外部優化，首先進行內部優化，再進行外部優化。對于水電企業，通過實施流域水電站梯級控制和調度可實現內部優化。發電外部優化是在發電企業之間以發電權交易的形式，由高效環保機組替代低效高污染機組發電，由水電、核電等清潔能源機組替代低參數的火電機組發電。根據國家電監會的報告，2009年我國發電權交易規模為1450億千瓦時，節約標煤1250萬噸，減少二氧化硫排放35萬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3200萬噸。據估算，我國發電權交易的潛在規模應為當前規模的8～10倍。

　　在我國當前發電安排的模式下，無論是發電內部優化還是外部優化，都蘊藏著巨大的節能減排潛力。有人作過測算，如果以上三種發電優化均能充分開展，以現有的發電規模，可實現年節約標煤至少1億噸，相當于當前我國能源消耗總量的3%，可為我國實現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下降40%～45%的承諾作出15%的貢獻?？晒澕s總發電成本700億元以上，即每度電減少1.75分，可一定程度緩解發電企業經營壓力，同時不影響電網企業利益，最終讓廣大消費者獲利。

　　需要給發電企業進行“制度松綁”

　　記者：您似乎給我們描繪了一個具有極大潛力和前景的提高發電效率的藍圖，既然發電運行優化有如此大的優勢，其可操作性如何?

　　李小琳：實施發電優化，關鍵在于給予發電企業一定的“制度松綁”，賦予其一定的發電安排自主權，這符合我國電力市場的本質要求和發展方向，可調動多方多主體的積極性和能動性，而不只是某一方的積極性；經一些發電企業的模擬試驗，技術上沒有問題，操作上簡單易行，易于推廣且不影響電力系統安全穩定；同時體制上容易實現，不推動電價上漲，可實現多方共贏；首先在企業內部調節，易于消化問題不影響社會穩定。

　　要加速提升清潔能源核心技術創新及應用能力

      記者：除了傳統能源存在的問題，您覺得當前我國清潔能源領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問題?

　　李小琳：首先，我國清潔能源的發展過度依賴國外，產業安全程度亟待提高。一方面，我國清潔能源的核心技術和主要銷售依賴國外市場。另一方面，清潔能源在大規模發展的同時，安全體系建設、專業人才儲備以及與傳統能源系統之間的協調優化等相關配套管理卻嚴重落后，給清潔能源整個產業安全造成了潛在風險。特別是由于核電國家規劃目標的提高，多個內陸省區紛紛提出了本地的核電大幅規劃，一個省甚至出現十幾個核電項目的規劃。一旦在核 安全方面出現問題，將會造成不可預估的災害。

　　其次，我國清潔新型能源的應用效率偏低，未創造出相應的產業價值。這種應用效率的偏低，一方面是由于清潔能源發電機組的單機功率偏低，轉換效率偏低，而且整機系統質量穩定性差，相關技術檢測、售后檢修等非常不完善，清潔能源發電運行的可靠性受到很大影響。

　　另一方面是，由于發電配套設施的規劃建設落后，無法接入當地電網系統、參與遠程供電，而且也缺乏相應的儲能系統，無法就地消化，“發得出電”，但“送不出電”，也“用不了電”。

　　此外，我國清潔能源在運行和設備生產過程中本身潛在的“污染問題”應受到重視，生態環保成本與代價需要慎重計算。

　　盡快制定國家層面的清潔能源技術創新規劃，提高核心關鍵技術的創新力度

　　記者：既然清潔能源存在諸多問題，如果讓您給清潔能源“問診把脈”，您會如何開藥方?

　　李小琳：我認為，我國清潔能源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根據國情和資源條件，加大產業管理協調和資金人才等投入力度，在核心技術及應用上加速推進。具體而言，首先要盡快制定國家層面的清潔能源技術創新規劃，提高我國在一些核心關鍵技術的創新力度，包括設立清潔能源的國家公共研發中心、測試中心及產業科技園，實現產學研有效銜接，保證我國在清潔能源競爭領域的戰略制高點。其次，要使用多種優惠措施，鼓勵企業積極加大技術創新，包括以技術為重點的財政補貼、優惠貸款、稅收減免等。

　　另外，嚴格實施清潔能源領域的環保和技術準入標準，并擴大完善清潔能源生產、應用的環保生態監測系統。第三，在制定清潔能源項目規劃的同時，要出臺具體應用的有關指導意見。加大對提高清潔能源應用效率的有關研究，在大規模建設清潔能源的同時，從并網配套建設、儲能應用、調峰分布式電源建設等多個方面，最大化清潔能源的利用效率。最后，要構建我國清潔能源的產業集群，培育清潔能源可持續發展所必需的多個行業相互融合、眾多類型機構相互聯結的共生體，涵蓋競爭企業、供應商、中介機構、用戶等，鼓勵更多的企業參與到清潔能源的發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