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德國提出宏偉的能源轉型目標——2050年可再生發電占其總發電量的80%。目前，德國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已經達到約30%。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與傳統化石能源存在著利益博弈，如何化解可再生能源并網矛盾？對于剛剛站在能源革命起點上的我國來說，德國經驗具有借鑒意義。

棄風棄光困局難解，要想扭轉這一現象，就要設計合理的電力價格體系。真正決定能源走向的是能源價格，只有市場化的價格體系才能使資源配置達到合理。

“為什么德國用‘能源轉型’一詞，而我國卻用‘能源革命’？很多搞傳統化石能源的人說能源革命的目標不是革煤炭的命，而是讓煤炭更清潔。相較而言，如果這就是能源革命的目標，恐怕我國連‘轉型’一詞都談不上。”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秦海巖在日前舉行的中德能源轉型論壇上直言道。

《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為我國可再生能源設定的發展目標是，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但是，現狀卻令秦海巖等業內人士擔憂，近年來國內棄風棄光現象愈加嚴重，電網建設和電力體制改革與可再生能源行業發展不協調的問題依然是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核心矛盾。

記者在中德能源轉型論壇上了解到，在德國，為了實現205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占總發電量80%的目標，務實的德國人已經采取多種措施發展柔性電網，接納日益增多的新能源。多位與會的中國專家認為，德國經驗對于破解我國棄風棄光難題有借鑒意義。

利益之爭導致限電

資料顯示，以傳統的風能資源豐富、裝機量集中的“三北”地區為例，吉林、內蒙古、甘肅等棄風最為集中的區域，最高時棄風率已達到20%以上；同樣，在太陽能領域，2013年，國內光伏發電站被“棄光限電”的比例已經達到了40%，即使是一些并網條件好的電站，開工率也不足80%。

對于棄風棄光原因，國網能源研究院副總經濟師兼能源戰略與規劃研究所所長白建華在上述會議上首先給出了答案：“棄風棄光的原因是因為國內市場還比較小，外送通道不夠完善。”

白建華關于外送通道建設不力導致棄風棄光的說法，遭到了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主任王仲穎的明確反對。王仲穎直言：“棄風棄光是體制機制問題，就電網現狀而言，遠不是通道的問題。”

“我常說為什么限電啊，是因為誰發電誰掙錢，你不讓火電發電，火電就掙不了錢。”秦海巖認為，可再生能源和傳統能源存在利益之爭。

棄風棄光背后的利益之爭，折射出的是我國電力市場缺乏統籌兼顧的深層次問題，也就是說，行政計劃調度過度干預市場選擇，從而導致資源錯配。

德國路徑應對并網矛盾

記者在論壇上了解到，對于德國來說，當越來越多的間歇性可再生能源并入電網，德國也面臨了難題。

“可再生能源并網有兩個緯度的挑戰：一是技術上電網本身的挑戰，二是市場帶來的挑戰。”德國應用生態研究所氣候與能源政策專家FelixChristianMatthes如是說。

Felix明確指出，導致棄風棄光的根源并非技術，“技術是挑戰，但不是最大障礙”。他提出，考慮到電網的自然壟斷性，發展可再生能源并網需要加強監管和市場化改革。

本世紀初，德國電網運營商也曾反對發展風能、太陽能。究其原因，Felix認為：“不是他們處理不了，而是事關公司利益，由于可再生能源接入后要減少運行小時數，所以他們利用電網的壟斷權要求棄光棄風。”

因此，德國之后加強了監管，調整了電網運營系統，進行電網改造升級，使電網接入可再生能源也能獲利。同時，德國建立了更加開放、自由的電力市場，太陽能、風能等可以通過競價進入市場，由于其遠期邊際成本是零，可以以較低價格進入市場。“現在他們反而更加支持可再生能源了。”Felix補充道。

市場化價格體系是解決之道

對于如何設計我國的電價體系以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環境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Hans-JoachimZiesing建議，“消費者對價格比較敏感，在中國的體制中如果沒有價格信號，不可能改變任何人的行為方式。”他認為，要想扭轉棄風棄光現象，價格形成機制必須改變。

對此，內蒙古電力公司電力調度主任侯佑華表示，前幾年一些可再生能源項目爭先上馬，核心問題就在于價格引導。“現在光伏一窩蜂地上，也不考慮需求，本質上也是一種價格引導”，侯佑華認為，改變棄風棄光，就要設計合理的電力價格體系。

對于如何設定合理的價格體系，侯佑華說道：“設計合理的電力價格體系，應符合三點要求：一是不要造成電源大規模的集中建設，尤其是技術還不成熟的電源不能大規模集中上馬；二是要使各方有合理的價格利益預期，但又不能獲得暴利；三是要使價格體現出責權利，就是收益越高風險越高的原則。”

只有市場化的價格體系才能使資源配置達到合理。“真正決定能源走向的是能源價格，所以只有市場化的價格體系，才能真正使我國的能源體系走到合理的和我們需要的方向上來。”候佑華如是說。